二、铁炮传来

天主教的传播在16-17世纪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天主教，日本战国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相比天主教在同一时期在日本的近邻中国那有限的影响力，天主教在日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和日本的文化特性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一方处于“应仁之乱”以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一方却是大明王朝举国一统、盛世安康。这一乱一治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天主教这个外来的西方宗教在这两个和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东方国家的成功程度。当时的日本处于乱世，人们正处于迷惘和混乱的状态，日本传统的佛教派系林立，在内耗中不断流失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正过着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视野中，它的信仰体系简单易懂，提倡博爱世人和众生平等，这就使天主教很快为日本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天主教传播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他人之财，不可恋他人之妻”的信条感动了一大批下层群众，使他们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大明王朝，儒学的影响在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中已经根深蒂固，科举又给了儒家文人一条和平的通向社会最高层的道路，很难使他们放弃有前途的儒学而去接受西方新来的天主教思想。何况中国民间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信仰，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脑袋要比日本人的复杂得多，所以，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取得突破也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那个国泰民安、人心安定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引发一场思想界大变革的前兆，无论是上层的文人学者还是下层目不识丁的农夫，都没有做好准备。

日本的分裂也给天主教找到支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所要关心的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吞并人家，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的。要想做到这两点，无非是三个字：人、钱、物。远道而来的“南蛮人”除了天主教以外，还能提供其他东西。人是供不了，钱和物大大的有。在战国时代，日本和明朝的“勘合贸易”逐渐趋向衰亡，国内又是兵荒马乱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到钱和物，除了祖上烧高香保佑领地里挖出一两个金矿以外，南蛮贸易是发家最快来钱最多的方式，所以就出现了“切支丹大名”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名们或是出于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支持南蛮人传教，或干脆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武士的观念。一直以来，武士将被允许切腹视为荣耀，将被人所杀视为耻辱。前面所提“切支丹大名”之一的有马晴信就奉行天主教“禁止自裁”的教义拒绝切腹，宁可被人斩首。天主教对传统主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天主教传教士还给日本带来了许多的“副产品”。传教士利用自己的西方医学知识给看不起病的日本穷人治疗，比如葡萄牙传教士阿尔梅达在府内开设医院，影响很大，南蛮人的医学改变了日本传统的只有上层人才能享受医疗的状态，也把西方的医学带进了日本，出现了南蛮外科。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和钟表，带来了西方的建筑艺术和绘画雕刻艺术，带来了西方经院哲学、拉丁语言、法律知识等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日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风格。

当然，要论对战国时代影响最大、意义最深刻的传教士“副产品”，相信许多人会选择：铁炮。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战争占据主要历史舞台的时代。

所谓“铁炮”，那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就是洋枪（那玩意儿按今天的标准达不到“炮”的程度），再说确切一点，就是火绳枪。火绳枪在当时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中国史学界常常在谈论我们“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火药的出现对欧洲骑士的毁灭性打击。东方的中日两国在装备火器这一点上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晚，而且也并不落后。明朝在永乐时期就有火器列装军队的记录，在明成祖征伐漠北和后来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中，都可以看到火器在凶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显示威力的记载。当然要注意的是，明初火器是手火铳，射程很近，填装麻烦，发出一发以后很可能没机会发第二发。所以在作战时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合理利用地形条件。幸运的是，明初出现了两名战术专家--明成祖和于谦，他们利用火器的成功经验足以在世界军事史上大书一笔。到嘉靖年间，在和澳门葡萄牙人与沿海倭寇的战斗中，中国获得了一批 “鸟铳”，即火绳枪。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加以学习和改造，弄出了比“西番”更强悍的火器，在宁远大战中甚至使用了火炮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说，金属管型的火药武器在中国明朝并不落后于西方，燧发枪等更先进的火器也在随后出现。但清中叶以后，中国的火器却走向衰落，以至于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人的火炮惊奇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