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梅龙镇》中，李凤姐用京白探问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您--您，可住在哪儿啊？”正德则用韵白回答说：“我么？就住在北京的大圈圈中，大圈圈中有个小圈圈，小圈圈中又有个黄圈圈……”

这三个圈圈相互套着的城市，就是咱们的北京。这样的表述，应该承认它形象生动，比地图也差不了许多。再往深处与好玩处说，并不是所有的京剧老生都这样念，据马（连良）派弟子张学津讲，他1976年奉命排演此剧，是上边要他按照言（菊朋）派的路子这样念，上边同时还宣布，李凤姐需要用程砚秋的声腔。可一查，程砚秋生前根本不唱这一出。于是没办法了，就只能委派程派传人李世济为李凤姐配声，再由荀派弟子刘长瑜为之配像。诸位看官注意，我可不是跟您在谈京剧轶闻，只不过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生活在这三个圈圈当中的梨园人物，对于京城大圈圈的态度与无奈。

言菊朋（1890~1942）是京剧言派声腔的缔造者，也是梨园圈中一位比较有文化的演员。至少可以说，他创造的这个流派比较有文化，虽然欣赏者的圈子不够大，但层次却非常高。二十年前，李世济正在排演我为她写的京剧《武则天》时，她主张同团的老生张学海（学津的同胞兄弟，麒派传人）演唱中要多向言派靠拢。我记得有一次在世济家中，突然小平夫人派通讯员送来言派三代人（言菊朋、言小朋、言兴朋）的声腔录音，请其转给张学海创造人物时作参考。我当时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梨园人都知道，邓小平是最喜欢听言派的。

又说多了。容许我笔锋一转，转到五四之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是怎么看待与怀念北京的。

这里是老北京第一章北京的形象李大钊：《黄昏时候的哭声》《黄昏时候的哭声》写作于1921年3月5日，刊载在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编辑创刊的《新生活》周刊第46期上。彼时的北京正在奉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南北尚未真正的统一。同日，正在浙江奉化韬光养晦的蒋介石，奉书孙中山，建议缓选总统，以免“难以俯顺各方”势力，“仍蹈民国七年之覆辙”。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青年才俊时的蒋中正，在国家危乱时期，那种“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的报国情怀。

北京市内，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人家残羹剩饭的呼号。这种声浪，直喊到更深，直喊到断断续续的不绝。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吧！

陈独秀：《北京十大特色》《北京十大特色》写作于1919年6月1日，收录在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卷二中。文中描写的京城十大特色，虽说是出于洋风熏染后的“国人”视角，却多少反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不久，北京街头上特有的世相。陈独秀在此文后的两日，又有题为《六月三日的北京》的文章。“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此种心情下，来看“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的议论，可知所谓“特色”之后的隐喻。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到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车在很窄的街上人丛中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线。五、十二三岁小孩子，六十几岁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加干涉。六、刮起风来灰沙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来源：《北京晚报》)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去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到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些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的。但我想兵和我一样是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向前去。我对他们说，“那班人都是我们的中国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们则说，“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没办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地站着，却不料忽然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边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往北直奔，后边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这“履中”两个字的牌坊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对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马上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于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