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场、黑矿山等以暴力为依托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某些地方泛滥，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传统的道德教化体系日趋衰落，而新的文明涵养体系又未出现，导致乡村人文道德的荒漠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是乡村精英又日益流失、匮乏，导致乡村精英灰色与黑色化。而制度方面的原因是现代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乡村领袖依托上级政府授予之权力，建立起程度不等的“土围子”经济体。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欺诈雇工、强制劳动、奴役童工及智障者的窑主，其父亲就是那个村的支部书记。

乡村权力精英的监管真空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痛心疾首，北伐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启动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事业，把“一盘散沙”的家族成员、乡民，变成国民。政府权力开始突破古代官不下乡的界限，向基层乡村延伸。50年代以后，为建立全面的资源控制与动员体系，乡村完全被纳入到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体系中，乡村建立了完整的党政组织单位，构成漫长的法律、政策执行体系的末梢。

这样，传统道德与文化精英被挤出，乡村出现了一批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权力精英、领袖。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上级政府授予的权力，而不再来自民众基于传统礼仪或见多识广而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而上级政府之所以授予他们权力，当然为的是让他们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法律和政策。

这样，在上级政府、乡村权力精英、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政府的架构是金字塔形的，从中央政府、省市政府乃至乡镇基层政府，都只制定法律、政策，自己并没有独立的执行体系。所以，每一个上级政府都依赖下级政府执行自己的法律、政策。最终，所有的政府都依赖乡村组织执行法律、政策。即使有些法律、政策由县市、乡镇政府来执行，也需要乡村组织密切配合，比如提供乡民的信息，进行组织等。

这样的架构必然产生一个严重弊端：乡村组织的权力几乎不受约束。民众不可能约束，因为，乡村精英的权力并不是民众授予的，而是上级政府授予的。但是，上级政府又不可能有效地控制监督乡村权力精英。

本来，这种政府架构的运作机制是政府管政府，而不是各个政府分别管民众，有人会以为，乡村组织作为最底层的治理机构，所受的管治最多，因而，假如乡村组织滥用权力，侵害民众，上级政府会雷厉风行地查处。然而事实不可能如此。因为，基层政府要依赖乡村组织执行上级布置给自己的法律与政策，这些法律与政策未必切合本地实际，但要显示政绩就必须执行，否则上级会怪罪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就是全力支持乡村权力精英的工作，甚至豁免他们不那么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由基层政府往上，各级政府都会这样考虑选择。

此一体制的后果是，乡村权力精英的活动几乎无人监管。反过来，这些权力精英还可以狐假虎威。既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执行上级政府的法律与政策，那他们站在村民面前，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整个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对无权的农民，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当农民申诉、上访的时候，上级政府也确实庇护这些乡村权力精英。

权力在市场中贴现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种看起来十分奇怪的现象：乡村权力精英根本不是“官”，但他们却具有官员的一切威仪。住在城市的上级政府并不关心他们琐碎的权力，但就是这不入流的权力，在本乡村却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可以颠覆传统的家族关系。村民们就承认，乡民的关系都是按辈分，但黑窑主的支书父亲却是例外。

这种绝对的权力滋生了“土围子”经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乡绅既有知识与道德优势，又具有信息与人脉资源，自然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权威。乡绅的经济条件也会较好。但是，乡村的整个经济活动组织方式是基于私人财产权的初级市场机制，乡绅的权威并不扩展到他人的家庭经济领域。

但新型权力精英的控制权，恰恰以控制集体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为基础。80年代以后，乡村经济逐渐市场化，这些乡村权力精英开始利用其权力及积累的人脉从事经营活动。通过执行法律与政策，他们与上级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可以获得管制信息，也知道逃避管制的关窍。

这种土围子经济有两类。一类仍然冠以集体的名义，媒体宣传的各种明星村，都是这些乡村权力精英的杰作。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被政府承认的权力，控制了本村的资源、甚至劳动力，把本村作为一个军事化组织，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本村的经济活动。这种努力通常也会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这类名义属于集体的企业，但实质上却是掌握权力者的企业，最终也必然走向子承父业。

当然，大多数乡村权力精英则干脆不用集体的名义，而直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在上级政府那里的关系，创办和经营自己的私人企业。权力精英摇身一变而成为经济领域里的“能人”、“市场经济的领路人”。一点也不奇怪，这种私人企业从一开始就带有权力的横暴。因为其经营者本来就是乡村社会中绝对权力的掌握者。

并且，这两类“土围子”经济实体都会继续得到基层及上级政府官员的照顾。官员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大家是熟人。其次，照顾乡村权力精英在经济上的私人利益，可以换取其为自己的政绩卖力气。于是，这类乡村强人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就处于根本无人监管的状态。黑窑场之泛滥，乃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后果。

就这一点而言，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也许并无太大差别：暴富者有多少不是靠权力？而对于这种暴富者，人们不都是羡慕多于谴责？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人文维度已经十分稀薄了，所以，黑窑场也许无处不在，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领域，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深深地卷入经济过程中，权力化的经济过程当然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因为这种权力本来就是绝对的、横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