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县是中国民间的文化、历史叙事中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符号。无数家族都声称自己来自洪洞县大槐树下。但今天，果真应有了苏三的那句咒语：洪洞县里无好人。来自另一个曾经的华夏文明中心——河南——的儿童、智障者，就在这大槐树下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而洪洞县的官员们、村民们冷漠地、甚至羡慕地旁观着这些罪恶，完全丧失了斯密所说的那种“同感”。文明堕落如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化所带来的急剧的工业化、城市化及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加速了乡村文明的荒漠化。

精英流失，劣绅当道

在传统中国，城乡之间并无太大差异。个中原因，似乎并不仅仅由于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而是因为，秉持儒家文化信念的精英——士绅——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这些精英群体进城为庙堂之上的大夫，回乡则为乡村士绅。进城及出外游历之时，士大夫们相互切磋砥砺，塑造着主流的人文话语及主流的道德动向。回到乡村，他们则把这些知识与道德适用于乡里，从而提振乡村的人文道德。

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士大夫群体几度在社会变乱之后的废墟上，硬生生地重建了社会秩序，使乡村生活再度文明化。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汉、宋、明三代。秦以吏为师，民众崇尚军功、权力深入民间，汉代拨乱反正，儒学复兴，建立家族制度，使社会生活去权力化，而以人文道德为纽带。经历五代之乱后，宋代儒者经过一场道德觉醒，“先天下之忧而忧”，从事社会重建，后世之“乡规民约”大约就起源于此时。明代士大夫同样是在蒙古铁骑冲击之后，致力于文明重建，从而有了明清两代江南文化、经济之高度繁荣。

笔者无意夸大士绅的作用，但文明只有通过自我更化才不致堕落，道德生活也必须不断经历觉醒，经历“宗教改革”，才能抑制人的动物本能欲望之侵蚀。人心中始终有一种对暴力、权力、金钱力量的偶像崇拜，乡村民众也不例外。若不加以约束，此种冲动就会使人的行为野蛮化。比如，为了获得金钱利益而滥用暴力、权力。乡村社会如果缺乏外部的知识与道德观念的提振，必然在自身粗陋的观念、价值中自我循环，从而趋向衰败或野蛮化。因此，士大夫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乃是把乡村生活维系在文明程度的重要机制。

19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化、城市化，则导致此一精英双向自由流动机制的毁坏。比较一下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精英在城乡间的分布格局：在英美，精英似乎始终没有与乡村隔绝，英国的绅士固不用说，美国的律师、政客、商人也经常在退休之后回到祖先的农场。但在法国，现代化伴随的是贵族、知识分子向巴黎的迅速集中，托克维尔对此有精彩描述。

中国的精英向城市集中并不再回归乡村的情形，比起法国来可能更为严重。原因或许有二：首先现代化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自然有能力兴建大工程、大项目，它们必然集中于中心城市。这些部门的收入异乎寻常的高，对精英具有强大吸引力。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时只注意到了世俗的、科学的一面，过分强调科学、理性，而忽视了非现代化的部分，即宗教的、道德的教育的一面。英国的公学体系迄今坚不可破，英国古老的大学也始终没有放弃神学教育，大学教育也长期以通识教育为主。同样，直到今天，美国大学的科学化、专业化程度似乎远不如中国。这些非现代化的教育部分恰恰在培养绅士，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可在任何地方就业，当然包括乡村。

相反，中国的大学却是高度科学化的，作为精英的大学毕业生仅适合于在现代高度分工的部门就业。他们只具有知识，而不再具有道德与社会权威。不仅如此，大学及城市形成了一种反乡村的文化认知。中国的大学一直由启蒙知识分子控制，掌握权力的行政官员也是启蒙的信奉者。这些人相信，城市代表西方现代文明，乡村所代表传统的中国文明则是愚昧的、落后的、非理性的。从乡村来的大学生最后也相信，乡村生活根本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生活，留在城市是一种文明的选择。

户籍制度加速乡村文明退化

这样，社会精英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乡村精英在流入城市之后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乡村的领袖当然趋向劣质化。一方面，接受过儒家教育、具有一定道德自觉意识的传统士绅逐渐消亡；另一方面，新教育体系培养的精英不再回到乡村。20世纪上半期人们普遍注意到了乡村的“劣绅”现象。士绅的权威来自其道德感召力，劣绅的权威则依靠外在的行政权力、暴力及金钱。乡村领袖权威的这种转变，自然导致乡村社会经济、社会秩序的野蛮化。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即痛感乡村社会的衰落，而分别发起各种形态的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使乡村再文明化。

50年代中期后，乡村精英的流失进一步制度化了。高考、提干等制度吸收着乡村精英，而户籍制度使得少数愿意返乡的乡村精英也不可能再回来。市场本来具有的驱动资源向乡村自然流动的力量，也被计划体制完全禁止。由此，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吸引力几乎完全丧失，下乡已经被当做是对城里人的一种惩罚措施。

有人不遗余力地歌颂高考制度的公平，据说，高考是农村学子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仅仅因为与绝对不公平的户籍制度相对照，高考的这种公平性质才显现出来。但现代高考的社会功能其实远逊于科举制度。

一方面，高考制度为农村学子所提供的通道完全是单向道的。农民学生升学之后，其户籍既被本村勾销，即使有心，也无从返回乡村。当代户籍制度是禁止市民流向乡村的，就在不久前，建设部还提醒市民说，在农村购买的农民建造的“小产权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经济野蛮化与企业家的原罪Q I U F E N G当然，即使这些学生回到乡村，也不可能成为乡绅，因为，科举制度所考核的是儒家学说，儒生们所学习的乃是通识，因而，自始即具有某种士大夫精神，一种关心社会文明秩序的情怀。而高考后被录取的学生，却只能接受工程师教育。大学教育之科学化、专业化，在50年代以来变本加厉，院系调整把大学完成变成了工程师培训班。系统的教育使大学生与乡村丧失了情感与道德上的任何联系。

由于精英不再回流乡村，所以，乡村社会与外部切断了知识、道德的联系，而在自身粗陋的观念、价值中自我循环。儒家文明的衰落与精英流失相结合，使北方乡村文明劣质化。当人们获得发财的自由的时候，人性之恶即不受约束地释放出来。据说，黑窑场、黑矿山在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所在多有。如此不人道的工场长期存在，让人们不得不推论：当地的社会道德生态已经高度荒漠化。人们普遍地把奴役他人赚取黑心钱视为自然，当事人不觉愧疚、难堪，他的邻居也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不少人可能还羡慕这种不义的生财之道。正是普通堕落的精神状态，许可甚至鼓励着种种非人道的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