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几年，留下一些有关物价和费用的史料，整理如下：1850年9月上海城内市场的售价

鸡肉 每斤（银洋）6分，鸭肉 每斤 7分，鸡蛋  每百个 4角;

鲜鱼 每斤 4分半， 咸鱼（海鱼） 每斤 3分半;

面粉 每斤 1分半， 蜂蜜  每斤1角1分，牛奶  每斤 4分;

冰糖 每斤9分， 普通砂糖  每斤5分;

火腿（上等）每斤1角4分，火腿（中等）每斤1角3分，火腿（下等）每斤1角1分;

绵羊 每只 3银圆，山羊 每只 1圆半，猪 每只 1银圆；

鸽子 每银圆5对（每只 1角）。1850年9月上海英租界伙食铺的售价

鸡肉 每斤95文，鸭肉 每斤 110文，鸡蛋  每个6文；

鱼每斤 56～70文，（ 每斤 3分半-4分半 ）；

冰糖 每斤120文，白精糖 每斤85文，红糖 每斤60文，粗糖 每斤56文；

面粉 每斤24文， 猪油 每斤 130文；

各种蔬菜  每斤10文，芋艿 每斤24文，番薯 每斤16文；

新鲜猪肉  每斤120文；

牛肉 每银圆 14磅（合每磅7分），犊肉 每银圆 12磅（合每磅8分）；

羊肉 每银圆 12磅（合每磅8分），羔肉 每银圆 10磅（合每磅1角）。

由上述价目可见，当时大约银洋1分＝制钱15文，也就是1银圆＝1500文。

这个计算结果，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说：“上海的洋价，到1850年9月13日（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八日） 每圆换 1530 文（时有上下）……”。引自曹聚仁《上海春秋》第55页。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清道光三十年时的制钱，并不等于清末（1900年）的机铸铜元。两者的价值相差很大，然而两个时期的银圆（大洋）是一样的。

大致说来，19世纪中期的大洋1圆，对于日用消费品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100元多一些。银洋1分＝今人民币1元多，制钱1千文＝今人民币66元左右 。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一般费用

清同治五年，江西人黄茂才从南昌到上海住了一年多，写了一本《沪游脞记》。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从九江到上海的轮船，银十两（约合1995年人民币1500元）。

“洋泾浜夷人租地界，每亩岁纳地租钱一千五百文（约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

“那时工资低廉，每人每天只要有三四十文钱（约合1995年人民币2元5角）就可过活了。从上海坐脚划船到苏州，大约三块钱（约合1995年人民币300元）就够了，酒资三四百文（约合1995年人民币25元）。”

其他杂役费用如下，可供参考：

小轿，从县衙门到城内各地，每肩28文（约合1995年人民币2元），来回加倍。到老闸每肩40文；到新闸新衙门，都是56文；到制造局，每肩120文。全天是170文。中轿照小轿加倍。挑夫到大东门轮船码头20文，到老闸40文，到新闸虹口56文。

其余工匠杂役，大约每工50文；木匠较昂。厨夫每月工钱3200文（约2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00元）。

可见一般劳动人民收入很少，生活是很贫苦的。

清末五所大学的状况及教职员薪俸

千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士大夫阶层传统观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唯一渠道就是由私塾到书院，传授的主要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八股制艺。我国的教育机制一直被束缚在科举的樊笼里，偏重表面文章，忽视生产知识，不懂数理生化，排斥技艺工巧。由此养成一帮游手好闲、清谈误国、不务实业的寄生文人。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新党”们，即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在1895年30～40岁，指的就是林纾（1852年生）、严复（1854年生）、康有为（1858年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悟起来向西方学习新的实用知识，直接目的为“求富强之术”。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西学东渐”为中国士大夫打开了眼界。一方面，传教士们依照西方教育模式，不断在中国城乡开办教会学校；另一方面，我国有识之士努力摆脱旧式书院，兴办新式学堂。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清末五所大学的状况及教职员薪俸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