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1889年, 王韬有了一点积蓄后,才开始在华界买地造屋,兴建城西草堂。预计需要3000银圆：“弟近以三千金卜一廛于沪上,即在南怀仁里。”然而因财力不足,直到1896年,给盛宣怀的信中仍说:土木之工为费不赀, 惟城西草堂犹未落成。

王韬多病,晚年更甚,肺病、眼病之外,又犯痔疮等病,耗费钱财不少。不仅自己病,妻子林氏也体弱多病。他致盛宣怀的信中,再三谈到大病、一病数旬或数月,在药火炉边作生涯。王韬1896年一次大病,卧床4个月,耗费300银圆，“医药之费、参茸所需,约略三百金,亦窘甚矣。”

回上海之后,王韬保留着传统文人习气，花费不少在吃喝玩乐狎妓嫖娼上面。史料记载:“循叟未逝世时,常存洋一百圆在万家春番菜馆,时约友朋大餐,并招名校书数人,赌酒征歌,颇极一时之盛。”1887年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谈到应邀赴山东的原因之一,是因中秋将临,在上海滩无钱赏赐妓女,不得不出此下策。

需要支付偌大开销, 那么王韬日常能有多少收入呢? 从王韬晚年生活状况来看, 不富,也不算太穷,大致可归入中等水平。据目前看到的资料, 除了王韬过去数十年的积蓄外, 在上海他有这样几项财源: 挂名文案领取干薪；主持格致书院；为报馆写稿；开书局印书卖书,为达官作顾问、编书得些馈赠。挂名干薪

晚年王韬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在洋务企业中的挂名干薪。1884年春夏之交的通信中表明, 盛宣怀已同意在其下属招商局、电报局给王韬列名文案, 每月支取干薪50银圆左右；到1890年, 盛宣怀又答应在自己的公费中每月拿出20银圆资助王韬。此外,王韬还在出使英法意比大臣1893年出使, 1896年回国。龚照瑷下属的文报局挂名, 每月得20银圆左右。这笔干薪, 随着龚大使的离任而中止。主持格致书院

1887年起王韬担任格致书院山长, 直到去世, 每年得100两白银, 约合140银圆。分夏冬两次支付。这是他各项收入中最有保证的一项: “院中并不致送修脯, 惟岁馈笔墨百金, 端节五十两, 冬节五十两。……俸少事繁, 兼以有病之身, 不如辞之为快。惟是贫士年少，一百四十圆之入, 未免稍形支绌。”所以王韬并没有辞去这繁杂的职务。为报刊当编辑和写稿

写稿收入不多,不稳定。1889年以后王韬曾担任《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一度任《申报》编纂主任。当时为报馆写稿仍被视为“文人末路”的低贱行当,收入低微。据《申报》早期报人回忆，编辑费每月只有10～40银圆。 此外，王韬给《点石斋画报》的作品是有稿酬的，大致每月40银圆，但为时不长: “七月杪,《淞隐漫录》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将告止。因画报阅者渐少,月不满万五千册,颇费支持。然韬月中所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 佛饼即银圆。开书局印书卖书

王韬虽是书局老板,但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市场经济行为。王韬在1884年回沪后, 即以读书人兼社会名流身份开设书局, 主要是为排印自己生平著述, 兼及师友之书籍。资金主要靠自己的收入和别人的馈赠, 以及朋友共同集股。从王韬通信可以得知，有方照轩资助500银圆，方铭山资助100银圆；盛宣怀给王韬的津贴，多数也是在资助刻书费的名义下给予的。所刻书主要用于馈赠, 而不是出售。

根据以上史料估计，王韬每月比较稳定的收入为100银圆左右, 其中主要部分来自盛宣怀的资助。

（以上部分内容参照《中国出版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及王康化《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等，并汇总校订。）19世纪中叶上海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