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

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1/4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学生达到250多人。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邹韬奋、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等人才，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教授在《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说：“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

1899年，美国在华宣教团决议在苏州创设一所大学，并提出将苏州的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和上海的中西书院加以合并，因苏州古称东吴，便将这所大学命名为“东吴大学”。1901年3月正式开学，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为校长。四所公立大学的创办

清末我国诞生了四所国立大学：一、北洋大学堂，1895年创办，大学部（工科，法科）同年设立，民国后更名北洋大学校，后来改称天津大学；二、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初具规模，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三、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分科大学1910年正式招生，民国后更名北京大学校；四、山西大学堂，1902年由中西合作创办，分设“中学专斋”中等科与“西学专斋”预科，自1906年先后设立高等科和本科，民国后更名山西大学校。

1903年，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须设有三科方能称为大学堂的规定，其他各省都遵章将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全国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正式称为大学堂。1909年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初具规模。所以可认为清末实际上有了四所大学设立。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清华学堂乃是在 1909年初，满清政府（所谓“大清帝国”）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简称庚款）设立的属于外务部的“游美肄业馆（游美学务处）”，到1924年筹备大学部，1928年才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过去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都比它早，而且比它更接近现代化；山西大学堂比它晚些，但另有特色。四所大学堂都创办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卷1。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学制改革的步伐。沿海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两地首先行动起来。半年后，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11月，初名“北洋西学学堂”，英文名称为 Tientsin  University ，即天津大学。仿照西方学制，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乃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成立3年。

盛宣怀（1844～1916）生于江苏武进，属于我国第一代实业家。6岁入私塾，23岁考中秀才，次年襄办陕西甘肃后路梁台。1870年他26岁时，成为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幕僚，颇受器重。但是他三次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于是对科举功名绝望，全心投入“洋务”。1873年以后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盛宣怀经营实业多年，每当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经管“洋务”，他总是于心不安。盛宣怀深感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匮乏，认识到“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于是致力于创办新式教育。1895年，他主管天津海关道，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后来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人自行创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北洋大学堂采用了美国耶鲁、哈佛大学的模式。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1895年北洋大学堂创办后，学生一切费用全免，书籍、纸张、笔墨以及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发给学生膏火费白银1至7两不等，随年级的升高而增长（每两白银合14～15 银圆 ）。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多数读书人仍视科举为正途，对所谓“西学”不大承认。所以盛宣怀在创办时即规定对学生一定要给予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报考，以保证教学质量。10年后（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学习西学风气的逐渐推广，发给学生的膏火费也就越来越少了。

初创时期，招生的地区，主要是江浙、两广、河北及天津等。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中产或下层，多数学生经济并不富裕，家里能供应的费用很少。北洋大学堂因系官办，经费充裕，一切学习费用、食宿均由学校供给，每月发给膏火费。为鼓励学生读书，举行月考、季考，对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予奖赏。

老校友回忆，当时学生平均年龄较大，功课特紧。此外，北洋大学堂的生活还有两个特点：一是统舱式的宿舍，二是自己组织“膳团”。

别的学校，住宿条件都是几个学生共一间，而北洋大学堂是几十人共一大间，却又分割成一人一小间。原来那时北洋大学堂的宿舍，是就武库（军械库）改建的，类似大轮船的“统舱”。两排长方形平房，四面有窗，向南中间开一大门。平房内部，用6尺多高的木板或板墙，分隔成若干约6尺宽、5尺深的小房间，用蓝布帘隔开，中置一走廊。每间向着布帘置一木床，床前成直角置一书桌，而在两间之壁，开洞置一电灯（再早为一盏油灯）做照明之用。除靠在窗前走廊的一排外，白天非用电灯不可。一大间的中间是起坐处，中置一大火炉，因为板壁并不到顶，此炉使全宿舍温暖而有余。另外，有空屋子作为盥洗间。初进学校的一定得住“黑间”，就是光线阴暗处，年级渐高，方可迁住较好的临窗房间。在自修或就睡时，把布帘拉上，就没人扰乱。白天围聚在起坐处，又如一家人。

北洋学生的膳食，最早由学校统一办理，后来交学生自己组织“膳团”经营。即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经济条件自行组合。每设一膳团，其房屋、桌凳、锅灶、水电以及司厨、采购等，均由学校供给。

北洋学生勤奋好学，刻苦读书。每日上下午有8小时在课堂，晚间3小时自修。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要读书；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几乎不进市区游逛，都是专心求学，对每门功课认真钻研。有些学生家在天津，离校不远，但因潜心苦读，往往一个学期也只回家两三次。

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高，受重视。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钦字第壹号）的获得者，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的王宠惠，后来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他的哥哥王宠佑，也于同期从北洋采矿冶金学门毕业。

宣统二年（1910）清廷委派大臣张亨嘉、陈宝琛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列出最优等3名，优等8名，中等4名。北洋大学堂始终以重质不重量的作风，蜚声于世。

成批的北洋大学堂优等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深造。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待遇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全部经费由国家拨款。仅头等学堂每年所需经费就达白银4万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