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1898年头等学堂 （大学本科）教师薪金共计白银216万两，占全年经费39万余两的一半多。

学堂当时为了强调“西学”，保证教师质量，所聘请的外籍教师的收入和生活待遇，都超过他们在本国的水平。比如担任专业课的外籍教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约合28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人民币4万元）；教授外文的华人教师月薪100两左右，约合140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2万元）。管理人员待遇：华人总办，月薪银200两（合 2009年人民币4万元）；而普通办事员“司事”月薪银30两（合2009年人民币6千元）。

北洋大学堂在开办后的头3年间，聘用洋人分门教习3～5名，汉文教习2名，华人外文教习3～6名。以后随着学门功课门类增多，教习人数有所增加。1897年吴稚晖即担任汉文教习。教习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习与华人教习的薪水银差距很大。洋人分门教习月薪银200两（合2009年人民币4万元），相当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的两倍。

二等学堂（附属高中和预科）教习待遇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银50两，约合75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1万元）；华人汉文教习月薪银20两，约合30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4千元）。上海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1896年春，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公学”这名称，是由盛宣怀参照国外惯例而定。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两家捐助，每年10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就是半由商人资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给（官捐），统称“公学”。当时我国海岸线的划分，黄海、渤海称为“北洋”，而长江口以南（东海在内）直到福建、广东、台湾称为“南洋”，所以盛宣怀在上海新办的学堂称为“南洋公学”。

学生食宿一律公费，所以清寒子弟很多愿来报考。南洋公学师范院

南洋公学计划中设置四院。创办之初，仅开师范院一班。第一批新生于国学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举人，所以他们入学后一般不再修国学课。师范院新生的中文程度很好，但对于西文、西艺几乎一窍不通，录取入学后仍不断考核，评定等第，实行淘汰制，不合格者除名。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

学生不仅不交学费、伙食费，且享受数量不等的津贴和奖学金。兼课的师范生还另外加薪水。住宿条件是几个学生共一间 -- 中学6人，预科4人，本科二三人共一间。

师范生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师范院学生日后有成就者颇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钮永建、孟森、雷奋等。

1898年春又设立“中院”，相当于中学，也分4班，毕业后可升入上院。中院课程有国文、外文、数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上院”相当于大学

南洋公学的“上院”相当于大学，其课程从1901年才开始。

师范院、外院、中院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由于外院学生年幼，学校特聘美国人福开森博士为“监院”，另选若干名师范生协助。在这位洋监院的管理下，学校纪律极严。学生遇到师长，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礼。早晚均有人巡查，随时随地有师范生手执两尺多长的竹爿监视其旁；上课时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见有不认真者，一一记下，课后罚以面壁，或打手心以表示儆戒。学生就寝，有两名师范生值宿，半夜还要查铺。

学校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有体育课和军训。并于1899年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这在上海轰动一时，不仅市区，就是远郊、乃至苏州都有人专程前来一睹盛况。译书院和特班

此外，南洋公学还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聘请张元济为主任。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译书院又附设“东文学堂”，就是日文进修班，招生40人，专学日文翻译。

1900年庚子义和团事变，北洋大学堂的一些学生因避战乱，从天津乘船来上海，转入南洋公学就读。于是又添设铁路班，这是南洋公学开始设立工程科系，也是多年后改组为“交通大学”的滥觞。

1901年“南洋公学”又创办“特班”，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班”，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聘请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为总教习，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均为“特班”学生。南洋公学教职员待遇

到1902年，南洋公学教职员薪水总额达到每月 2368 两白银，待遇是很丰厚的。

外国教员（洋员）的薪水明显地高于中国教员。

例如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月薪 100 两白银（合1995年人民币1万元，2009年人民币2万元），而洋“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月薪为350两（合2009年人民币7万元）。教员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员与华人教员的薪水银差距很大。一般洋人教员月薪为100～200两白银（合2009年人民币2～4万元），相当于华人教员月薪的两倍。

师范生做兼职教员者，除免费食宿以外，每月另给津贴 40 两白银（合2009年人民币8千元）。两度浩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19世纪末年西方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世界各大学概况》，书中介绍远东的大学只有两所，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和大清国的京师大学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书中并刊登了京师大学堂的校舍马神庙的外景照片。

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但是命运曲折坎坷。1898年11月至1900年6月这一年半的时间内称为“戊戌大学堂”。这两届只有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学堂设仕学馆（相当于干部进修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馆学习。然而“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原定招收500名大学生，然而最后总共不到200人，没有培养出一个毕业生。这是一场流产的办学。所谓“戊戌大学堂”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封建官仪式的“书院”罢了。担任经史课程的教习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官气十足，教学水平低下。

史载：1900年义和团兴起，对于“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的华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杀无赦。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民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引自《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史料》一书。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关闭，师生流离，部分未及逃脱的中国教习，被当做“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