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开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满清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了清末大学堂风气。

学生读书也以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千金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1905年以后虽然取消了科举，但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

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

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要上千银圆，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银圆。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嫖娼。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民间流传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顾-- “两院”指当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北大此时虽已经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 这句俗话是指：民国初年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师生为多。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10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9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费的钻营费由10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中西合办的山西大学堂是怎样创立的

在20世纪初轰轰烈烈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中，山西情况格外特殊。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执行了慈禧太后“杀绝洋人”的密电，对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极端仇视，所以山西省教案特别残酷严重。

当时，在省会太原“以保护教徒”为名，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骨干人员集中管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集中在一起的41名传教士和17名中国教徒以及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口人，押解到巡抚衙门署西辕门前全部处死。此后，全省多处发生了焚烧教堂、杀戮传教士和教徒的事件。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即兵分四路，进逼山西。1901年春，八国联军先后攻陷山西龙泉关、平型关、娘子关、固关等地，威胁太原，形成了“联军压境，全省岌岌”的严重局面。

这时，在太原的天主教会向新任山西巡抚前任山西巡抚毓贤后来被清政府处死。岑春煊提出许多赔偿要求，并占领了令德堂书院作为教堂和住宅。岑春煊迫于无奈，接受山西洋务局督办沈敦和的建议，电请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太原协商解决山西教案问题。以赔款创办中西大学堂

英国人李提摩太，曾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传教达20余年，是当时国际上有名的“中国通”。大英帝国以所谓“庚子赔款”，勒索山西人民白银50万两，李提摩太作为英方接受赔款的代表，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3月26日由上海赴京，经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并和耶稣教各会代表叶守真、文阿德共同拟定《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面交李鸿章。

其中第三条提出：“共罚山西全省白银五十万两，每年交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照准后，发出电报，令山西巡抚岑春煊照此迅速办理。

耶稣教会推选出郭崇礼、史密斯、文阿德、叶守真等八位代表，于7月9日到达太原，与岑春煊商谈实施办法。因岑春煊对罚款、校内传教等持有异议，故一时未能议妥。

驻在上海市的李提摩太，几次发电报到太原去催促。于是岑春煊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赴上海市与李提摩太面谈，但仍坚持几个条件：不称“罚款”，不许在校内传教，学校与教堂不发生关系，外籍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等。

经过反复谈判，1901年10月，终于在上海市议定了在山西太原“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合同八条。山西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合并

正在跟李提摩太商谈设立“中西大学堂”的同时，山西遵照清政府各省设大学堂的上谕，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奏准在原“令德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教习，选文瀛湖南贡院为临时校址，接收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的师生，筹备开学。

1902年3月，当李提摩太偕同他聘请的中西大学堂总教习敦崇礼、分教习新常富等从上海抵达山西太原后，发现“山西大学堂”业已抢先创办，便多次建议将山西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若合并后可分两部：一部专教中学指中国学问。，由中方负责；另一部教西学（指西方学问），由李提摩太负责，并把上述建议拟好报岑春煊考虑。岑春煊权衡再三，不敢擅定，后奏请清政府批准，方达成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的协议，并于5月在《京报》发布“山西大学堂成立”的消息，以便扩大对外影响。

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后，原先设立的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经费与“西学专斋”相当，每年从省库学堂白银5万两中支付。这时，原任督办姚文栋辞职，委任沈效和接替。两斋各设总理一人，中学专斋为谷如墉，西学专斋为李提摩太。两斋总理以下，设总教习、副总教习和分教习，中学专斋另设提调和堂舍监督，总管两斋后勤事务。山西大学堂的校址，校本部、中学专斋及两斋学生食宿均在贡院；西学专斋另借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的皇华别墅作为临时校址。

1902年5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西合办的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学，西学专斋开始上课，巡抚岑春煊和省城重要官绅出席了开学典礼。同年，山西大学堂在上海成立了译书院。

1903年，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须设有三科方能称为大学堂的规定，其他各省都遵章将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全国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正式称为“大学堂”。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发展

1903年，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购置地皮 200亩。1904年秋，校舍落成，山西大学堂全部迁入（今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校址）。

山西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新的规定逐步完善和建立起来的。初办时，中、西两斋招收学生各200名，每人每月发给白银4两，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却有较大差别，充分体现了中学和西学的不同。

办学之初，中斋只设中等科，西斋只设预科。自1906年先后设立高等科和本科。

中学专斋开设的课程有经、史、政、艺四科。谷如墉讲授《战国策》，高燮曾讲授《近思录》，贾耕讲授《禹贡》，田应璜讲授《明史》，成年增讲授算学。

1904年，中斋又增设了外文（英、日、法、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

西学专斋开设的课程有：文学、物理、工学、矿学、格致、法律、西洋史、世界史、体操、数学、英文、图画。

中斋教习张友桐编写的《中国通史》内容充实；傅岳芬编写的《西洋史讲义》简明扼要；西斋格致博士和化学教习新常富编写的《无机化学讲义》译成中文后，颇受欢迎。

这些教科书风行一时，销路很广，对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都有较大的作用。

当初毕业考试仍然沿用科举形式，分别给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资格的奖励，这些都延续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