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同福里居住时，有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自由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自由冯致送了润笔墨银20圆大洋。

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些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1929年上海市著名书画家的稿酬

此外，我还收集到当时上海市著名书画的稿酬规格。以善于画佛像著称的书画家钱化佛，在1929年制订的 “画佛润格”如下 --佛像-- 3尺36圆、4尺48圆、5尺64圆、6尺78圆；

观音-- 视上加半（3尺54圆、4尺72圆、5尺96圆、6尺118圆）；

横幅--视直画加三成；

扇面-- 折扇20圆、纨扇15圆；

册页-- 15圆尺方为度，尺外倍之；

手卷另议。重色工细视定价加一倍。

磨墨费加二成，题上款者加半。

（1929年上海市1银圆，购买力约合2009年人民币70元）。

如按照1银圆 ＝ 人民币70元计算，则：

钱化佛“画佛润格”（1929年）为：

佛像 -- 3尺2520元、4尺3360元、5尺4480元、6尺5460元；

观音 -- 视上加半（3尺5040元、4尺6720元、5尺8960元、6尺10920元）；

磨墨费加二成（＋20 ％），题上款者加半（＋50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用稿酬买地

据周作人回忆，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与胡适有过“卖稿的交涉”，所谓交涉其实就是由神通广大的胡适出面推荐给出版商，凡例共有三回，都是翻译稿。最后一回是周作人翻译的一册《希腊拟曲》，也是周作人在那一时代唯一的希腊译品，共有4万字。译稿由胡适荐给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所得稿酬是每千字10银圆，共得400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24000元）。

周作人说：这个价格是他在当时卖稿中所得的最高价格，“有极大的好处，即是就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银圆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是到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引自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载《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

根据1935～1936年间《上海顾问》《上海向导》等史料中可得知--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已有新闻科，但服务报馆的人，都以情面介绍采用专门人才，学识经验并重 ，还无流弊。现把上海各报馆书局的待遇，汇计如下：

报馆的最高职务为总理(或社长)。馆主自任者，月薪自定；雇佣者自200圆至400圆。

总主笔，总编辑，月薪自150圆至300圆。

编辑主任，月薪自120圆至200圆。

电讯、要闻、地方、本埠各编辑，月薪自60圆至100圆。

特派记者(驻重要都会、司发电通讯职)，除交际费外，月薪在100圆左右。

外埠特约通讯员，以篇计的，2圆起至10圆止。

本埠自雇外勤记者，除车费外，月薪40圆至80圆。

普通访员兼任他报(如经济访员，公堂访员等)，月薪自10圆至30圆。

副刊编辑，自40圆至80圆，编译约60圆。

校对和译电人约20圆左右。

其他附刊增刊 (如教育，文艺，经济，汽车，妇女，诸栏)或延专家主任、或由团体编辑，私人待遇30圆至40圆。团体义务居多。

营业部长为商人性质，月薪自100圆至150圆(薪水之外有佣金可获)。

广告，发行，会计等，月薪17圆起20圆止。

跟上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又据陶希圣回忆：在本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噪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这比20年代提高了一些，但若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待遇还是差不多的，没有下降罢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于是经常出现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的情况，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参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文。。报刊稿酬

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上海顾问》及《上海向导》等资料中可得知--

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所以新闻事业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当得起国内的牛耳了!

报纸是新闻性质，因此文字方面的需要量，虽比其他的刊物来得宏大，可是容纳文艺作品的，只区区一角而已! 并且附刊只为余兴性质，报馆当局并不重视，聊备一格，文人也轻薄它为“报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