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每过成均，徘徊石鼓间，辄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仅存者！”远方儒生未多见。身在辇毂，时时摩挲其下，岂非至幸。惜其至唐始显而遂致疑议之纷纷也。《元和志》云：“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史籀之所为也。自正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议者，迨夫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疑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蒐而宣王未必远狩豊西。今蒐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传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较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府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置国学，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其俱存无伪焉。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百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垅亩、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异之玩者哉。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之嗜古者。（《石鼓文》，《通志堂集》卷十三）
　　
　　今天的读着往往只是从纳兰词里读到公子感性的一面，殊不知他还有如此理性的一面。这篇文章细细辨析着围绕着这十只石鼓的真伪与断代的种种争议，梳理着它们的历史，一路追踪着这十只石鼓如何被镌刻出来，如何散落在民间，如何在唐代初年重现人世，如何被褚遂良、欧阳询这样的书法名家和韩愈、韦庄这样的知名文士叹赏它们古雅的文字，又如何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兵掳去，如何被移置在北京的国子监里……自己与这三代古物的偶然遭遇，竟需要多少的缘分、多少的巧合呢！
　　
　　整篇《石鼓记》，充满了考据与辩难，但是，所有理性与逻辑的终点却绝不是理性与逻辑的本身，而是爱，是对汉文化由倾慕而致于会心的爱。
　　
　　这是康熙十年，纳兰成德十七岁。
　　
　　多年之后，徐乾学以沉痛的心情为自己早夭的学生纳兰成德撰写墓志铭，回忆起国子监的这一段岁月，他说那年成德十七岁，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校长）正是自己的三弟元文。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成德，只是常听三弟说起他来，那神色与语气里满是爱惜与器重。三弟认真地说过：这个孩子绝对不是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