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最高学府，汉代称太学，唐代称国子监，校长称祭酒，教师称博士或助教。现在的北京，在安定门内大街路东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两端立有四座彩绘牌楼，街口用六种文字镌刻着同一句话：“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这里，就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满清“施汉之长技以制汉”，对国子监作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改造。这时在乾隆四十八年，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开始在国子监的中心建造一个特殊形制的讲坛--辟雍。这并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儒家的政治理想里，周代圣王的辟雍讲学正是太平盛世的一大标志。所以后世的帝王为了证明自家统治的合法性，总是很热衷于搞些这样的工程。汉武帝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仅仅存在于典籍与传说中的建筑众说纷纭，争得不亦乐乎，让汉武帝彻底领教了学者们的固执。
　　
　　乾隆皇帝比汉武帝的优势在于：又经历了如此多的朝代，学者们不断积累起来的研究已经让辟雍的形制有些轮廓可循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了。工程的最高负责人就是被民间呼为“刘罗锅”的刘墉，时任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他还有一位居功甚伟的合作者，此人提供的建筑方案不但为工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而且建筑效果比原来的设计更好。这个人就是时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的和珅，他和刘墉不但没有上演出民间流传的“君臣斗”的故事，反而通力合作了一回。
　　
　　辟雍完成之后，国子监就更加风光了。国子监本来紧邻孔庙，正是“左学右庙”的传统格局，皇帝先到孔庙祭祀，再进国子监，登上辟雍讲学，辟雍阶下跪满了国子监的太学生和各级官员，有数千人之多，果然是“太平盛世”的宏大场面。此后每一任皇帝都会履行这个“义务”，这至少在形式上符合汉文化的政治传统：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和最高学术权威这三者必须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皇帝同时也是大祭司和人民导师，或者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光辉思想”要以政令的形式强迫所有人“认真学习”。
　　
　　在康熙年间，没有辟雍的国子监显得朴素多了，这里的学生们也不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皇帝“临雍讲学”之前的备战工作中去。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边，毕竟学校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脸面，更是一些真正渴望知识的人得以求知的地方。
　　
　　无论在多少同学之中，有一个人总是可以被人一眼就注意到。其实他总是闷闷的，一点也不张扬，但他就是那么醒目。而且，如果你稍稍多一些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举动有些怪异。他是一个偏内向的学生，一连很多天总是对着国子监里的十只石鼓发呆，样子是那么的虔敬，似乎面前并不是散放的几块石头，而是皇宫大殿、佛像神龛之类的什么。
　　
　　这是十只雕刻成鼓状的花岗岩，“鼓面”上还刻着文字，只是有些湮灭不清了。只看得出那字体古朴遒劲，但没有认得出其中的哪怕一个字。这是三代法物中硕果仅存的物件，静静地藏在国子监里，能够这样的接近它们、抚摩它们，是何等的幸事！
　　
　　是的，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所谓“三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理想世界，那时候有成汤、文王这样的圣王，又有伊尹、周公这样的辅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儒家所有的理想都是要恢复这三代之治。而如今，三代唯一的一件遗存法物竟然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为此激动得无法自抑。
　　
　　今天的我们可以在《通志堂集》里深深体会到公子当时的心情，这是一篇叫作《石鼓记》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