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之间的借贷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法律禁止的只是高利贷而已。利息多高才算高利贷呢？法律上有个标准：超过三分利的就是高利贷。
　　
　　所谓三分利，就是每借银一两，每月要计利息三分，累积到三十三个月的时候，利钱便和本钱相当了，这是法律规定的极限，三十三个月以后无论多久，都不许再累计利息了，只按一本一利来算。而徐乾学借给张希哲的钱，是“加五取利”，比三分利高出将近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种种说辞，把张希哲的债务窟窿越捅越大。
　　
　　等张希哲好容易就任了稷山县知县，徐乾学派出家奴，到稷山县衙堵门讨债，又勾结山西当地的官员向张希哲施压。可怜张希哲，一任七品县太爷，竟被逼得祖业卖尽，孑身南归，抱恨而终。后来张希哲的儿子张恂如愤恨难消，拿起了法律武器状告徐乾学，诉状中称呼徐乾学为“光棍权宦”，希望以“光棍设骗”的罪名惩治之。这些名号按在传是楼主人的头上，真是太大的反差。再想想徐乾学为藏书每每甘斥重金，而这些重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事情毕竟还有另一方面，“光棍权宦”徐乾学的确触犯了法律，但在专制社会里，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用来破坏的，换句话说，法律只是权术当中的一个手段而已。就像贪污犯法，但官场就是一个贪污场，惩治贪污的法律只在派与派斗、人与人斗的时候才会“当真”被拿出来作为一个名目；卖淫嫖娼违法，但只有在权力人士想创收的时候才会拿出这个法律的武器，但他们不但不想根除它，反而会好好地养着这个市场--流窜的土匪才会杀人放火、竭泽而渔，转正的黑社会却需要养民养财。
　　
　　正是这个道理，在徐乾学这件事上，违法借贷在当时的社会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所谓旗债、京债、皇债，林林总总的名目，在清人笔记里比比皆是。徐乾学成了被告，似乎只能说明他欺人太甚了，或者运气太背了，或者势力还不够大，以致于没能把张恂如摆平。
　　
　　千里之外的京城，成德一直在思念着老师，他时时抚摩着那枚刻有“勿欺”二字的闲章，也没有忘记《通志堂经解》这项浩大的工程。这工程太大了，太磨人了，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直到他去世之后才终于雕版印刷。我们看到的丛书总序，还有其他的一些序言，只是在成德生前的草稿上由他的好友们作了续写，或是完全由徐乾学代笔。这是一种缅怀，令人千古。成德已经死去了，他已经无法从这套丛书的主编身份获得任何的好处，即使他还活着，也不会在意这样的名份--他从一降生就是天之骄子，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凡俗的念头。
　　
　　[5]渌水亭：为了告别的聚会
　　
　　和通志堂书斋同年落成的还有一座庭园，成德为它取名为渌水亭，他也许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标志性的建筑。
　　
　　为什么要取名渌水亭，这里边寄托着一层深意。《南史》记载，庾景行是一位世家子弟，自幼就以孝行著称，作官之后一向以清贫自守，是所有江汉人士的期望，终于被王俭委以重任。安陆侯萧缅知道了消息，马上给王俭写了一封贺信，信里说：“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当时的人们把王俭的幕府比作莲花池，所以萧缅才用“泛渌水、依芙蓉”来赞美庾景行。这段历史，就是成德为新建的亭子取名渌水亭的出处。
　　
　　在成德的眼里，庾景行仿佛就是自己的前身。他事亲至孝，清贫自守，而且清秀俊逸，风采照人，一生以正道自约，故而死后谥为贞子（“贞”是“正”的意思）。《南史》所载的庾景行，在成德看来是如此的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