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多，各校学生陆续回校准备。还有一些人仍不肯散去，有的继续演说，更多的是为明天的壮举作准备。许德珩说，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短的做上小旗。他则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

既要上街游行示威，就不能没有宣言。各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新潮》、《国民》则各显其能，各写了一份。《新潮》推罗家伦执笔，罗“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一气呵成一篇白话文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道：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罗家伦：《五四运动宣言》，《罗家伦先生文存》（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

他后来回忆，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罗家伦《黑云暴雨的明霞》）。后人赞之不愧倚马之才。

《国民》社许德珩则以文言文写了一篇宣言，篇幅是罗文的一倍，言词却更激进，兹录一节，与罗文相映成趣：

“不独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曾是想弄些“手枪炸弹”，如晚清革命志士那样对卖国贼实行武器的批判。但没有弄到手，只留作纸上轰鸣。这份宣言似乎并未印发。相对而言，罗文“最简单明白”（《晨报》评语），利于传播，成为五四游行唯一的印刷品，原拟印五万份，结果只印成二万份，沿途散发。《晨报》报道的“颁布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这份白话文宣言。

三、第二个场景：从天安门到赵家楼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这是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晓舟、杨景工编）一书（也当是记载五四第一书），所记载的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门集会的情景。这里补充了《晨报》报道中所没提到五四集会的主角--北大方阵，原来他们行前与官方代表“理论多时”，最迟达到天安门。更令人震惊的是五四天安门集会是何等文明：这里无碍“治安”，更无“骚乱”。而是投以掌声，报以旗语，“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这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不啻一次威武雄壮的阅兵式。不过阅兵的不是行政长官，而是“环集如堵”的民众。连旁观的西人也莫不啧啧称赞。如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学者杜威，就从北京写信给他女儿说：

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John and Alice Chipman Dewey,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ed.Evelyn Dewey(New York:E.p.Dutton & Co.,1920),PP246-247。

五四游行主体是大学生，并非中学生，视他们为“14岁多的孩子”，不知是杜威先生笔误，还是翻译的译误。但他所见五四“第一次示威”“计划得很周密”是事实，他纠正了自己先前认为是“起哄闹事”那“欠公允”的看法。

天安门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一项如此文明的民主阅兵式，这民主阅兵式也使天安门从此成为中国最庄严又最敏感的地方。以致美国的汉学家史景迁将自己以“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为主题的著作命名为《天安门》。史氏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描述民国时期的天安门：

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成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的见证人。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见刘纳：《“五四”与问责“五四”》，《随笔》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