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显然史氏概括的是一个历史情结，因为这次政府在天安门既没有动枪炮，也没有动棍棒。但天安门的象征意义无疑首先是五四行动所赋予的。

傅斯年是五四行动的总指挥，《新潮》的同学多是“思想革命论”者，不赞成暴力革命。五四行动之前，傅斯年就与另两个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用“有纪律的抗议”去感化公使，唤醒民众，敦促政府。从罗家伦起草的《五四宣言》也可看出，学生五四行动最初的设计，只是：一、对外，提交说帖，希望各国公使“维持公理”；二、对内，呼吁工商各界，促成“国民大会”召开，让政府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诚如罗家伦所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是“最显著的爱国目标”（《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方法是“有纪律的抗议”，即和平请愿。所以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大学生是“步法整齐”地进入天安门的，是“排队到各公使馆去”的。可谓正义之师，文明之师。

五四行动虽然计划得很周密，但也有不周密的地方，终出现意外。如选择五四星期天行动，在民众中虽有呼风唤雨之效应，但星期天各国公使多不在班上，学生排队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只得留下恳请“维持公理”的说帖。到英、法、意诸国使馆也都如此。况且使馆区乃“国中之国”，学生想借道穿越使馆区游行，也被依“法”拒绝。不仅五四行动的首项任务轻易落空，而且在自家国土上领受主权丧失之奇辱，“学生颇受刺激”，“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寻曹氏，次寻章、陆”。（《五四》）在使馆区受阻两个多小时的游行队伍，于是决定直扑曹汝霖家。

而这与五四行动组织者的初衷不相符合，因为“原计划”“并没有决议要到曹、陆、章的住宅去的”。据匡互生回忆，“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运动纪实》）。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带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汉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下午四点左右，游行队伍已挺进赵家楼。直到这时，因傅斯年等人的有力维持，学生们还没有真正失控。外国记者赞叹：“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行动意外的辉煌。日后各方神圣对此都有传奇般的叙说与解读。我青年时代也曾莫名其妙地为之激动过，初中时曾在学校彩排话剧《火烧赵家楼》中客串过一把。参阅拙著：《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自跋《我生命中的五四情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真的着手研究五四，我则更看重五四青年中理性领袖的理性行径。

据匡互生的同学周为群回忆：“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附录》）。“火烧赵家楼”的火是谁点的，警察当时没有追究，倒是此举日后演成名扬天下的壮举时人们的追溯却众说纷纭，高师的匡互生似为首选，以至被誉为“五四壮士”。但匡1925年写《五四运动纪实》时，只说学生放火“以泄一时的忿怒”，并没有说自己是那点火手。按，如《晨报》记者所云，赵家楼起火原因言人人殊。大抵有群众泄愤、曹氏眷属放火以惊散众人、电线走火、曹宅仆人趁乱窍财而放火灭迹等说法。

火烧赵家楼，“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周予同回忆：“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烧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显然这“超出理性的行动”，让五四运动另辟了一个走向。

四、第三个场景：从总统府到监狱

五月四日中午，徐昌世在总统府设午宴为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章宗祥是从日本回国述职的，先在天津作了短暂逗留，4月30日到北京寄居在曹汝霖家（他们当年留日时就最为相契）。总统午宴，有内阁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制币局总裁陆宗舆作陪。规格够高的了。

觥筹交错之际，忽闻警察总督吴炳湘电话，云天安门外有学生聚集，指责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位，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

总统及在座的人对学生的抗议并不在意。据曹汝霖回忆，徐世昌当时对钱能训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钱即电话向吴传达总统指示。午宴还在进行，席间钱几次电问吴：“解散了没有。”

吴回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说：“请你多偏劳。”

不久，吴又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解，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随即打电话给段芝贵：“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接着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部队出去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吴来电话则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南粤出版社1966年版。

总理只得两相协调。但吴与段还是各执一词，争辩不休。不过，徐世昌头脑冷静，不允许军队介入！

总统府酒席散了以后，曹汝霖、章宗祥仍没将吴炳湘的告诫当回事，双双回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曹府。门外有警察护卫，他们在室内放心安坐，饮茶聊天。正好迎来“火烧赵家楼”这惊天的一幕。学生搜查曹汝霖不获（他躲进了箱子间），碰上章宗祥，李代桃僵被打个半死。曹府有患半身不遂的曹父由一婢一僮陪侍，还有曹汝霖的儿子慌乱不堪。学生们没有为难他们，有学生塞给曹子一杆“打倒卖国贼”的三角旗，让他摇晃着从学生堆里脱离了现场。

学生游行时，执勤警察奉行“文明对待”的命令，态度还算温和，连警棍都没带。而学生冲击曹府时，护卫曹府的警察“皆束手不理”。

但一旦赵家楼火起，军、警立即齐上。步军在东交民巷戒严，并到赵家楼捕人。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和大部分学生此前已整队撤离。傅斯年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学生代表的名单，撤离时他机智地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走在后面未赶上队伍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胡适说是33名学生）。军人把他们每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令气氛很是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