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学生当夜在步军统领的牢房的“待遇”，许德珩有描述：“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许还以诗明志：

为雪心头恨，而头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被捕学生大概是第二天被移送到警察厅，待遇大有改善。如陈平原所云，五四时代的警察也属于“新学”之列。他们有一定的民主法治观念，对民运学生另眼相待。警察总监吴炳湘亲慰抚学生。这里囚室较宽敞，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读报、通信；允许外面的师生来探视。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分桌就餐。

罗家伦从赵家楼回到北大东斋（第一宿舍）已筋疲力尽，倒头便睡，直到黄昏六点才爬起来，然后马不停蹄地跑了十几家主要报馆，介绍与解释五四行动的初衷与结局，争取舆论的支持。当他步履艰难地回到北大时，已是五月五日凌晨三点多了，而其他领袖与学生还在第三院开会……

五、五四是纯粹的学生运动

走笔至此，可以提前播放的是五四行动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已成为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并于1919年6月10日经总统批准“辞职”；北洋政府也要经历着政治地震，先是教育总长辞职，再是内阁总理辞职，然后是总统也要辞职；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上，虽有反复，中国代表终未签字，尽管是以逃遁不出席签字仪式的方式；全国的工商界尤其是学界，全国的媒体几乎是一面倒地同情、支持学生，指责警察与政府抓学生是“残暴”“野蛮”“专制”……

唯有身为北大哲学教授梁潄溟与辜鸿铭竟与主流舆论唱反调。梁有《论学生事件》一文说：“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对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进而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梁潄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按梁文原载《国民公报》，《每周评论》转载。当时即有蓝公武（署名“知非”）、康有为发文、发电反对梁文。梁的法治观念并不错，只是不合时宜。理所当然遭到舆论的猛烈批评，而他的文章只能作为“另类的声音”留作历史档案，给人们提供看待历史的另一种视角。

辜鸿铭在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文章骂五四行动中的学生野蛮是暴徒。罗家伦拿着报纸到教室质问辜：“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王天鹏编《百年国士》第1卷第1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版。面对此翁，你还能说什么呢？只得任其留下份历史资料。

五四行动中被捕的学生没有被法办。他们不仅被无罪释放，而且被全社会奉为英雄。五四行动是中国学运史上收获最大、牺牲最小的一次。唯有北大学生郭钦光在五四行动中因病去世。学生们正担心受伤的章宗祥会真的如梁潄溟所云“付法庭办理”。若上了法庭，打人放火，总难理直气壮。学生领袖狄君武急中生智，出了个高招：不妨将郭钦光的死，说成是被曹家佣人打死的，正可抵消章宗祥的官司。大家一致叫好，于是郭钦光被塑造成五四唯一烈士形象，受到全国各地隆重追悼与公祭。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罗家伦后来说：“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学生亦有狡诈处。然当时视为一种斗争策略，无人认为不宜。

但五四行动是北京的大学生，尤其是北大学生（当时流行的口碑：“罢不罢，看北大；北大要罢，不罢也罢；北大不罢，罢也无从罢。”周谷城：《怀念蔡元培校长》。就是北大中心地位的最好诠释。）的自发行动。既无党派插手，也无政府背景。罗家伦日后坚定地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击。”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至于后来有各种政治成分渗入，尤其是学生日后进入各种党派，则是另外一码事，不能将历史倒装。

显然这里没有司令部，也没有“总司令”。如果说五四行动有组织那就是学生的自发组织，他们的临时主席团与行动总指挥也是以民主的方式即席推选出来的。既无聘书，也无任期，一切都是临时即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云云，长期为学者尤其是陈独秀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视为救命神旨，但那是“胸有雄兵百万”的延安盟主兴会臆想之辞，并不符合历史实事。

将五四行动升格为五四运动的，也是学生自己。1919年5月20日，《晨报》以《学界风潮越闹越大》为题，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前开会决议，从昨日起一律罢课，以为最后的力争”，并载录学生的两个文件：《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这两个文件正式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但作者不详。倒是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在胡适记忆中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的文本。罗文着力表彰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肯定：“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他的观点较后来的种种解读与研究更平实而更值得尊重。

这场几乎改变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五四运动被历史命名为学生广场运动，是极其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