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18年：从欢呼公理到抗议强权

五四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三人行，蔡、陈、胡三人都是国人之师。

蔡、陈、胡三人行，他们在五四时的思想言论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要老老实实地接受他们的教诲，把中国的事办好。

三人行，乃一个时代的路标。

但要追溯蔡、陈、胡三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得先看1918年。再看1917年，然后再返回五四现场，并非简单的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那就先说1918年吧。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国人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教师崔适赋诗志庆:“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崔适：《协约战胜志庆诗四首》之三，《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5日。梁启超当时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1918年）；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第7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据罗志田研究，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参与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人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连日应祝战捷之盛况》，《晨报》1918年12月1日。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著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参见《顾、步二君为欧战协济会事致校长涵》，《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3日。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日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本校将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本按特别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中央政府定于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行阅兵式。教育部大概也感觉前次游街大会效果甚佳，故决定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28日的庆典，而全体学生都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据说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是历来“未曾有之盛况”。总统徐世昌马车入天安门时，围观之“商民及各校学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其势若狂，此殆从来所仅见之景象。”按，参加人数各说不一，《晨报》说约万人，《大公报》说约三万人，还有说达五六万人者。见《北京学界游行会志盛》，《大公报》，1918年11月15日；《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参观记》，《大公报》，1918年11月30日；《中央公园之国民庆祝大会》，《大公报》，1918年11月30日；《连日应祝战捷之盛况》，《晨报》，1918年12月1日。徐世昌是上月10日就任总统的。不少人虽“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有人回忆说：“文人总统当然是主张和平的，因此我们对徐世昌印象好极了。”《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82页。表现了尚武时代的人们对“文治”与和平的企盼。

北大对此次活动的规定别具一格：凡因参与阅兵式和提灯大会之筹备、演习者，缺课的“不记旷课”；而不参与提灯会演者，则反“以旷课论。”甚至以“连坐”方式惩戒缺席者。《未来之庆贺协商国战胜大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2日；《本校布告》（数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上 篇五四现场思想启蒙的境界两周后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解释北大何以用“连坐”方式惩戒缺席提灯会的学生时说：人是群性动物，不能孤立生存。像学校这样的小群，“不能外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校外活动“无形之训练”，比三天的校内课程更重要，可使参与者“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蔡元培：《对北大学生全体参与庆祝协商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蔡元培全集》（3）第223-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与那个一再强调大学仅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的蔡元培，显然有不小的差异。

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北大校长这样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应有不小的推动。当时这些知识精英已相当激进，用北伐后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左倾”。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蔡元培：《劳工神圣》（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3）第219页。按，蔡元培是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统称为“劳工”，与日后只以体力劳动者为劳工不是一回事。

如胡适所说：“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他的“兴致最高”“最热心，也最乐观”，是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胡适：《纪念“五四”》，《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