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举国狂欢中，似乎唯有陈独秀是个另类。“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陈独秀却“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

“闲书”未必，“消遣”也未必，他在查阅义和团与克林德碑的文献，写下了名文《克林德碑》。

庚子年（1900）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这就是克林德碑。1918年11月11日宣告协约国战胜德国，11月12日北京就推倒了国耻那象征的纪念碑。不久就在中央公园树起了“公理战胜”石坊。陈独秀不大在意“克林德碑”的拆毁，而在思索着“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才好呢？”因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第11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09、419页。尽管他也希望公理战胜强权，他也曾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但他很快发现威尔逊不过是“威大炮”，他的十四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所料。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和会议题本是签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而实际成了战胜国中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会议。把持会议的英、法、美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等的一再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维护那不平等的“二十一条”。

这个结果让昨日还在狂欢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惊诧不已。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第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胡适描绘了中国学生从庆典到反抗的逻辑线索：“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全集》第21卷第364页。至少在组织模式上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提供了范例。胡适后来进而说，当年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绝望，“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就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胡适：《纪念“五四”》。

更何况此前，“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反响，5月21日，北大、高师等学校二千多人为之多发动示威请愿”。“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罗志田说，对巴黎和会从渴望到绝望，“揭示出‘五四’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特点，即内外缠结：先是朝野群趋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倾；旋由外转回内，舆论开始追索‘卖国贼’，便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按，此节对罗氏大著中《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多有借鉴。五四运动集中攻击的三个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就是舆论“人肉搜索”所致。五四运动前夕的4月11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上海讨论山东问题，力争收回青岛。这天驻日公使章宗祥从日本回国，“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把（这）一位公使的夫人吓得哭了。”让章宗祥预尝五四运动的滋味。陈独秀闻讯，大加嘲弄：“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必这样恶作剧！”这是陈独秀4月27日发在《每周评论》第19期上“随感录”《苦了章宗祥的夫人》，同一天他还发了《怎么商团又要“骂曹”（汝霖）》、《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给曹、章、陆三个卖国贼一一画像。他们就是“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中前三名。这实际为五四运动锁定了主要革命对象。

二、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大

从1918年到1919年，中国学生经历了从欢呼公理到抗议强权的转变。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1918年狂欢庆典情绪相似，两者之间且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就是那逻辑锁链的中心环节。

讲过1918年，再看1917年。1917年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铁三角组合之年。这可是历史性的组合啊！从1917年到1919年，是更为深刻的思想与精神的扭结。而1917年的第一个镜头应当是蔡元培出长北大。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校工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蔡元培鞠躬致敬。新校长身材矮小，行动沉稳，一身中式服装，气度谦和地走下马车，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何曾把校工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蔡元培是由教育部长范源濂专电敦请，总统黎元洪亲自任命的校长。范部长的电文措词非常考究，字里行间流淌着恭谦：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人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笺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