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陈先生也为这大笑）。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蒋梦麟《西潮·新潮》中有两则陈的故事。蒋说：

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的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 ，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西潮·新潮》第339、400- 40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尽管陈独秀十七岁考秀才时，是以不通的文章对付不通的题目蒙住不通的大宗师，虽考取第一名却令他“更加一层鄙薄科举”；神圣的科举，如今更成为笑料了。蒋提供的两则美谈都能见其性情，但都与“改革北大”无涉。倒是两个北大学生提供了珍贵的回忆。

罗章龙有本《椿园载记》，有则陈独秀印象记，尽管只是平静的记叙，没有形象描述，还是能见出人物特征的：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种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馀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罗龙章：《椿园载记》第2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陈独秀对申请早毕业的学生“光火”是以坚持让学生在校多研究社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前提，并非显摆“学长”的威风；他的豁达以至接受学生的合理意见，则显示了他的民主色泽。

而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则更有趣地再现了陈氏风格：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驰。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