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身上既无旧学者的暮气，也无海归派的绅士味，更无政客的机智，他是个本色派书生：“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际，不免“急不择语”；一旦知错，立即收回成命，劝慰对方。这就是北大文科学长任上的陈独秀。这可能与人们想象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与学长形象颇有出入。

作为专职学长，陈独秀在北大很少开会，也很少作演讲。北大百年校庆期间，陈平原君披露了一则陈独秀在北大开学式的演说词。陈独秀难得以教育家的立场，直接针对北京大学发言。陈平原说，历来以“豪气”、“霸气”著称的陈独秀一旦“登坛说法”，又该如何面对莘莘学子?，如此场面，既难得，也有趣，故不可错过。我也就当把“文抄公”将之录于斯：

大学生之目的，可分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者，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原载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陈平原：《北大之精神--十先贤对北大传统的建构》,《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1998年第17期。

干脆利落的演说词，已表明这位学长对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理念的理解与整顿学风的明确意向。不过，必须说明这是1918年9月的开学式。

五、陈独秀放手招募人才与胡适之任教北大

陈独秀既任文科学长，蔡元培对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页。这叫用人不疑，也是蔡元培人格中一大亮色。于是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放手招募新派教授，为北大文科建设引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

李大钊是陈独秀1914年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时结识的老朋友，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李大钊，1916年4、5月间从日本回国，“过着无所归依的生活。”时任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长的章士钊“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不久陈独秀又与之共同创办《每周评论》。章士钊曾说：“独秀得此良佐，声气骤腾之。”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1月30日）。

刘半农原是才子佳人派的作家，高中未毕业就闯荡上海。1916年秋刘跑到《新青年》编辑部去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相对一夕，陈独秀对这位“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当即向他约稿。刘半农更为陈敏捷而雄辩的谈吐所折服，“年轻作家心中的一盏灯终于被陈独秀点燃了”。刘半农果有聪明才力，“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们的安排组织，都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41页。1917年夏，“经陈独秀的介绍并应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教授。”刘小惠：《父亲刘半农》第7页，上海人民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刘半农时年27岁。鲁迅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7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周作人于1917年4月1日由绍兴抵北京。他来京之前就通过鲁迅读了《新青年》，到京的第九天就去拜访了陈独秀。初到北大的周作人被暂时安置于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到本年的9月初，周作人被陈独秀正式聘为文科教授。几乎是同时，“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从图书馆旧杂志上找到几篇论文翻译，一篇是《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翻译后交给钱玄同，这是他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鲁迅给《新青年》投稿反比周作人晚。这位在教育部从股长熬到科长的树人“同志”一来婚姻不如意，二来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一度以为自己“活不久的”（《两地书·八三》）。几年来，他独自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读佛经、抄古碑，自取了个号“俟堂”，译成白话即“待死堂”，他尤喜欢猫头鹰，钱玄同送他外号“猫头鹰”，传神之至。是金心异--钱玄同奉陈独秀之命多次上门游说，毁坏那绝无窗户的“铁屋”，终于让鲁迅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再往后才被聘为北大的兼职讲师，开讲中国小说史，完成“开山的创作”《中国小说史略》，并应蔡元培之邀为北大设计了个愁眉苦脸状的校徽，延用至今。乃至在《我观北大》中，他不无自豪地称：“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鲁迅自称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而他的创作乃“遵命文学”，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这“前驱者”显然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若依次数下去，从1917到1918年进入北大文科的教授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寅生等几乎都是在陈独秀学术、思想、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先后汇到《新青年》的杏黄旗下，再进入北大的。即使像吴虞那样到1921年才进北大，也是先有批孔文章刊之于《新青年》，受陈独秀赏识，称之为“蜀中名宿”，胡适誉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才有日后进北大的可能。

“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先仅“启革新的端绪”，《新青年》的到来却使他们青春焕发，几乎换了一种活法，不仅成了《新青年》主撰作者，而且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尤其是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支持新文化运动，着实令陈独秀、胡适们极为感动，更何况钱玄同是个“扎硬寨，打孔战”《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叫《青年杂志》，到第二年的第二卷才更名为《新青年》。本书为叙述方便，除特殊需要，概称之为《新青年》。的角色，又甘当替《新青年》摇旗呐喊的小卒。他不仅对《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有过诸多建设性的意见，不仅催促周氏兄弟为《新青年》写稿，而且提出过不少惊世骇俗的口号，诸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虽不无偏颇，都极具造势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