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胡适登坛说法，截断众流

新文化运动，既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那么，他们就不会只走这么几小步就停滞不前。胡适认定中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有陈独秀一样“推倒一时豪杰”的勇气，“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他“截断众流”要重写中国文学史--活的文学：《白话文学史》；他要重写中国哲学史--活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分“经学”与“子学”，对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堪称中国学术界一场“小小的革命”。他提倡“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他将传统的考据功夫溶入杜威的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怀疑与批判为前锋真“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革命”。

新建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的课程，第一学年由陈汉章主讲，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中国哲学史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令学生“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冯友兰语）。第二学年由胡适接课，他将正在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果带进了课堂，开篇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材料，丢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惊天的“胡说”，令满脑是三皇五帝的学生，“骇得一堂中桥舌不能下”，差点要把他轰下讲台。幸好这批学生素质不低，终于听出味道，并佩服这位年轻教授“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顾颉刚：《古史辩·自序》、《古史辩》第1册第36页，北京朴社1926年版。。

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被读者视为“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熊克武：《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1页。。蔡元培挥毫为之作序，称这部“心灵手敏”写出的书有四大优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并期待胡适把“我们三千年来的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向往。”蔡元培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卷首，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序中所云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从学理上讲虽为“误解”，在战术上又不失为镇慑反对派的“伎俩”。明知有误，胡适当年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晚年才坦辞这两顶桂冠。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仅在学术体系上“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余英时语），即使在写作与排版的格式上也起了新的“示范”作用。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定下来。”冯友兰以为这是“五四时代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5-2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据说，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了”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第1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月版。。其实这种版式的改革远不在“好看”，而作为“一个小小的革命”，是要颠倒传统版式中的主从关系，突出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地位，从“我注六经”转换成“六经注我”。

章太炎、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虽有质疑，总算赏脸给了较公平的评价。章太炎破例以白话文给胡适回信，还使用了标点，尽管全用的是句号。

另一些先生就不那么客气了。如那把学生带进“五里雾中”的陈汉章，讥笑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黄侃的骂功则更胜一层，据说他曾当面骂胡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父亲。

黄侃美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

胡适无心与黄公对咒，稍后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章、黄之学作了结算：“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他的成绩足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然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及身而绝了。”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第8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版。虽不是为报那一箭之仇，他那欲抑先扬的“修辞格”颇具杀伤力却不失绅士架势。

同为“海归派”的辜鸿铭却多次与胡适交火，发文批评胡适“文言不能创造活文学”的观点是“卖鸟的圈套”。胡适就辜辫子的风波写了个小品文，辜却说胡“毁谤”，他要与胡对质公堂。相对而言，胡适与“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东西文化之争是真正的学术之争，尽管他们至死谁也没说服谁。以至学界至今仍在见仁见智地延伸或重复着这世纪性的话题。

九、陈独秀与《狂人日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陈独秀们，要全方位出击。

陈独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正好展示了五四时代新旧斗争的内容与实质以及尖锐对立的严重程度：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