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与指南，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当陈独秀、当胡适、当《新青年》同人以各自不同的姿势高擎着民主、科学的旗帜，并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向着孔教、向着礼法、向着国粹以及旧伦理、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等领域实行凌厉的批判以阐发常识，启迪民智，这就叫思想启蒙。那么，他们在这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获得回应是什么？

陈独秀在《答辩词》的开头即作了展示：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

温文儒雅的蔡元培、胡适尚且或被人视为“精神病”，或被人呼为“过激派”，陈独秀则更被称为十恶不赦的异端、叛逆，有骂他为“陈毒兽”的；有诬他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有传他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居先”，从而组织“讨父团”……

我在《文人陈独秀》中有个经小心求证了的“大胆假设”，我考定陈独秀是鲁迅《狂人日记》的精神原型（我认为“狂人”形象有生活原型，有精神原型，后者于创作更重要）。在很多人心目中，陈独秀简直是一个“疯子”，是个“狂人”；中性词是“狂士”、“怪杰”。鲁迅冷眼旁观，将之摄入《狂人日记》，作为永恒的精神塑像。

其实新文化运动看得见的反对派很有限。以小说影射人，大概始起于唐代的牛李党争，用小说反对新文化运动则是前清举人、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林纾先生的发明，但他1919年2、3月间写的两篇小说《荆生》《妖梦》却实在不怎么高明，仅能表现他对“鬼中杰出者”校长文绪（蔡元培）、教务长田恒（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胡适）欲“食肉的寝皮”的仇恨而已。《学衡》派中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评〈尝试集〉》的学术份量，却经不起鲁迅一“估”（《估学衡》）。胡适有《题学衡》称之为《学骂》。章士钊出尔反尔地热讽：“今为适之学者……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鹜，笔不暂停，以至于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矣运动方式之谈，流毒乃是也。”被胡适一声断喝，告诉他，新文化“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13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也就理屈词穷了。……

胡适善于及时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战果，从1922年3月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25年9月的《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到1933年12月的《逼上梁山》，到1935年9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条导言》等。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几乎一律将对手讲得“太差”，不堪一击，旨在鼓舞斗志；因为“五四”后阵线虽多有变化但战火并未真的熄灭，其用心是可以理解的。到五十年代他作“口述自传”与多次“五四演讲”再作这种说法，实有一定“好名”与“自夸”之嫌。他的基调往往误导后世史家，让后世史家以为新文化运动的对手真的“不堪一击”，甚至认为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作秀式的烈士情结；钱玄同化名王毅轩与刘半农唱“双簧戏”是对假想敌“空中挥拳”；以至把林纾形容为守望传统的可爱老头，说反击林纾是“不宽容”的表现……历史真的很容易在亲历者与后世史家的合谋下走形变味。其实只要看看时至今日，还有一条又黑又粗封建主义的尾巴在我们身边顽强地摇曳着，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反封建的任务还务重而道远，就不难推想新文化运动的阻力有多大。须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反封建主义！

还是鲁迅“写实”些，他说：“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鲁迅：《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第20页。他虽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受陈独秀们的感召，终于走出“铁屋”呐喊几声，无非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2页。

新文化运动前驱们的“寂寞”在于对手多是看不见的。如鲁迅《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那些“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人们，布成看不见的战线；而礼教的习惯势力，则像蚊子，像苍蝇，甚至像风，像空气，弥之四周，挥之不去，令前驱真如“空中挥拳”。《狂人日记》杰出处在于不仅揭示了礼教吃人的伟大主题，更揭示了狂人的生存危机，他随时可能被“亲爱的”敌人吃掉。这是狂人的生态环境，也是陈独秀们的生态环境。

这个生态环境，能令世界整体颠倒过来。胡适有云：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知道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4日）。

“胡说”中的“我们”应改为“他们”，即“这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生活其中的人们不是不肯睁开眼睛，而是被熏得睁不开眼睛；即使艰难地睁开眼睛，也难看清“世间的真实现状”。

试想身居此境不断“空中挥拳”的猛士或前驱们，该何等“寂寞”。终于逮着一个有形的对手如林纾，他们该何等兴奋，尽管他不堪一击；找不着有形的对手，不妨将种种无形的对手的特征搜集起来，扫描出来，做成耙子来打，一则练兵，一则诱敌深入，这就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的“双簧”。说是在射击虚拟的“王敬轩”，却箭箭射在林纾等反对派的心上。即使如此，讲究作战风度的胡适有似当年的子路，很不满意如此战法，他要找一个真实的对手，如林纾弟子张厚载，坐而论剑。钱玄同不满意他“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则认为与一个真实的对手论辩，“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要有价值。胡适、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