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一起面见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徐世昌，“论学生非释放不可，措辞极其痛快”《晨报》1919年5月6日。，次日又与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呈请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保释学生。文略云：

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三十馀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须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

其爱护学生，忧心国事之诚，与上述内阁若干大员成鲜明对比。

当夜的北大第三院学生领袖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蔡元培这次没有像1918年5月那样闻风即辞职，他理所当然赴会与学生共商大计。有学生见到校长，竟号啕大哭。蔡元培神色凝重地向大家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接着说：“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你们要安心上课，不必外出，我保证三天之内，把被捕学生营救回来。”安慰了学生之后，蔡元培径赴段祺瑞平日敬重的一位孙前辈家中，说求他帮助学生。见他面有难色，蔡元培呆坐在他会客室里，过了十二点也不起身。孙氏无奈，只好允诺明日前去找段一试。蔡元培这才打道回府。

5日下午二时，蔡元培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专院（参加游行的十三校，外加清华学校）校长应学生代表会议之请求在北大开会，“愿以各校校长本身待罪，决不使少数之学生受罪”。蔡元培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于会成立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从5日下午到6日，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营救学生。没有结果，再赴总统府与国学院，总统与总理却拒不接见。

5日下午三时，来自北京各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北大礼堂开会，由段锡朋主持。会议通过七项决议。核心议题是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大会选举段锡朋为主席，方豪为副主席。罗家伦说：“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到6月18日，段锡朋又在上海召开的各省市学生代表会被选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任期一年。段锡朋从此在学生运动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被人称为“段总理”。北京学联与全国学联“几成为国民议事机关，握至大之大权威”（熊梦飞《五四北举》）。李剑农甚至说学联“组织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远过国民党。（《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学生联合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第一个文件就是致徐世昌总统书。

教育总长傅增湘一边在总理与校长团之间斡旋，一边递交辞呈，以示抗议。

政府原是设障封锁五四消息，但很快被报界与学界打破封锁，将之传遍国内外。北京以至全国教育会、商会都动起来了。国民外交协会鼓动的国民大会也寻机召开。除此之外，张国焘还提到，“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祺瑞），一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65页。这三派都是北京政府的反对党，反对党对政府的制约力远大于民间团体或个人。

以往对五四的研究，党见过重，有意忽略了许多精彩情节。上述可见中国社会各个部位因受学生运动的刺激与感召，如孙中山说：“人皆激发天良”《孙中山全集》第五册第210页。；如胡适说，从而表现出“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上册第357页。。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5月6日夜，吴炳湘代表政府答复校长团，只要学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的学生就可释放。校长们用生命人格为担保，可以说服学生。吴炳湘没有打官腔，而是用人话起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他们终身的儿子。”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经蔡元培与各校校长艰难劝说，北京各校学生践诺于5月7日上午复课。当天上午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北大红楼北的广场上摆了五张方桌，蔡元培与全体师生在校门外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学校借了三辆小汽车从警方接回北大学生（12-14人），一到校门前，彼此欢呼，转而热泪交流。过几分钟后，蔡校长才聚众训话，他“含着热泪强作笑容”，“沉静而慈祥”地说，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体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当略为休息，况且今日又是国耻纪念，何必就急急的上课？诸君或者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可谓语重心长。

而北京高师竟为胜利归来的同学召开了隆重的“慰劳大会”。其中有两个口号，耐人寻味，一为“爱国学生万岁”，一为“中华民国万岁”。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前者出于对学生的敬意，后者则见师生的理性：请愿→抗议→示威，其实都建立在对政府并没有完全丧失信任的前提下，种种行动只是申诉民意，提醒政府在内务外交上有所作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三、蔡元培出走激起的“挽蔡运动”

五四运动并没因被捕学生的释放而停止脚步。

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中说：“被拘的（学生）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中国学生》第3卷第9期（1936年10月23日）。他5月9日清晨悄然离京到天津，第二天南下上海，然后从上海到杭州、到绍兴。

蒋梦麟说：“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

蔡元培离京前留下一纸启事，即见“奇气”--1919年5月10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载有蔡元培

出走的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