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地说，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虽很犀利但毕竟是个小开面的周报，其影响力可能没法与《晨报》、《京报》比；即使是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之类的杂文，也未必能有林长民的名文影响大。5月2日，《晨报》集中发布了国民外交的声音。此日的“紧要新闻”中既有巴黎代表报告“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4月30日收到的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24日来电，也有该会5月1日分致美、法、英、意四国代表及中国和会代表的电报，申诉中国民众的意志。在平日社论的位置上，则是林长民的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林文乃由其所接获梁电而引发，堪称当年最震撼人心的文字：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法国掠夺所谓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愿死图之！”林文慷慨激昂，篇幅与陈文相似，其轰动效应远过陈文。

五四学生运动固然是新文化运动诱发的，但一旦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中年的智识阶级甚至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处于“缩头袖手”的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胡适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中年的智识阶级的羞辱。

二、变态社会里的“人味儿”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1920年5月4日，胡适起草并与蒋梦麟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作为对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他提出这么一个著名的观点。有考证癖的胡适说：“宋代的大学生，明末的清社、戊戌政变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等，莫不如此，“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从制度上说就是“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到1928年的《五四运动纪念》，胡适将之总结成一个“古今中外，莫能例外”的公式。这不仅是对五四运动富有“同情之理解”，而是迄今为止对学生运动最明智的理性总结。

胡适将常态社会与变态社会的青年生活作了对比：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与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活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全集》第21卷第220-221页。

套用胡适常说的一句熟语，学生是被“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的变态社会“逼上梁山”、而“替天行道”、而“为民请命”、而“奉行天讨”（康有为语）的。

学生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课堂。学生自己在伟大的课堂，迅速成长。诚如胡适所云：其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对社会国家的兴趣，作文演说能力、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团体生活的经验和求知识的欲望，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

1919年的暑假，当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张国焘与教职员联合会中的活动人物李大钊合作时，张国焘说，竟然是“他（李大钊）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相信这不仅是个人风格而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给师生关系带来的影响。更有趣的是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等有次在上海未经预约就闯进了大元帅孙中山府上，“吵架”似的与孙中山就思想革命与武装革命问题“舌战”了三个小时，从而引起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高度关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60、68-70页。学生们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去见各国公使，去总统府递交致总统书……昔日神圣的权威，顷刻间瓦解了。他们要与最高权威对话讨论国事，要与世界对话讨论公理。

有道是，五四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辉煌的“创世纪”“成年礼”。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现代青年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青年学生的“创世纪”与“成年礼”。他们从此成为全社会刮目相看而各政党竟相争夺的新生力量，以至学生运动竟被变成运动学生。

“替天行道”的五四学生运动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是极大的刺激，并让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是人性与非人性、良知与非良知、理性与非理性的抉择。

五月四日夜。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钱能训连夜在自己家里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直到次日清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警备习令段芝贵、步兵统领李长泰等均到会，商讨如何对付学生运动。与会者群起责难教育总长傅增湘“不应不干涉北京大学之新潮，不应不撤换蔡元培，以致酿成此祸”。《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87页。段芝贵甚至说：“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风”。龚振黄编《青岛潮》第54页。傅增湘据理力争蔡元培不可撤换，至于解散大学则“古今中外无此办法”。结果遭钱能训斥责：“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可动摇，若蔡鹤卿死则又如何？”《学界又发生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0日。大概是此会的连锁反映，北京城内顿时谣言风起，有说曹汝霏、章宗祥以三百万金买蔡元培人头的，有说军阀要对北大实行武力镇压的，有说焚烧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的……风传只当风传，并未构成实事。现实是内阁会议达成决议，要求各校校长查明为首滋事学生并一律开除。5月5日清晨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立即遭到各校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