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确实反映了陈独秀对五四行动独具只眼的观察。他认为“少数阔人”与他们这班“不安全的人”都“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如何实行？双方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陈独秀从五四学生运动得到启发，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大胆办法。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这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却愤然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陈独秀案之大疑团》，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目睹五四、六三多批学生被捕，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旷世奇文--《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不满百字的短文，不仅是陈独秀人生追求的壮美诗篇，也是整个五四时代激越的号角。曾在改革北大的舞台上风风火火的陈独秀，一旦被撤下来应是相当郁闷的，倒不是他在意那“文科学长”的位置，而是他精力过盛，仅《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务是不够他忙的。而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他又耐着性子没有冲上街头，走向广场，尽管那擂鼓助威的文字没少写，但不过瘾，因为已是“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鲁夫子有云，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毁灭，就在沉默中爆发。陈独秀终于爆发了。即使有牢狱之苦，甚至“下监处死”，他也要孤军作战，作一次“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伟大尝试，从而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陈独秀又写了能呼风唤雨的《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

这份“宣言”被印成单页传单，上半部为中文，下半部为英文，英文出自胡适之手。

6月10日下午，作为《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带领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编辑胡适、高一涵，理科教授王星拱，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等到中央公园茶馆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当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格最高的散发传单的队伍。头天的顺利传播，鼓舞了这班书生革命家。第二天-- 6月11晚上，陈独秀又带着他的教授队伍到前门外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面露天影院散发传单。其结果是陈独秀被埋伏在那里的密探逮个正着。陈独秀以惊心动魄的行为实践了他的壮美诗篇--由“研究室”走向了监狱。

两个亲历者--胡适与高一涵，日后对之都有较平实的记叙。高一涵这样写道：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顶层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陈独秀印象》第16-17页。

胡适当时与高一涵同居一室，他记忆中高同他一起先回了，陈独秀一个人留下，继续散发传单。他是深夜从电话里知道陈独秀被捕的。细节且不去细考，历史会永远记得“六·一一”那特写镜头：

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鼓吹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北京市民宣言》。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取也不能效尤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教授，头戴白帽，身穿西装，本当道貌岸然，文质彬彬。陈独秀的行为，太出格了；这却为他留下一个永恒的富有诗意的历史造型：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振臂一呼。参见拙著《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