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想撇开五四，拿此题做偏锋文章。北大学生立即敏感地洞察当局“利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晨报》1919年7月31日。这是7月30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致回籍同学的通电。8月1日，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时，更告诫政府切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如借此“报复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仇，则舆论沸腾，恐难收拾”。《晨报》1919年8月2日。当局不听，仍提起公诉。8月21日上午10时，所谓鲁士毅等“私设公堂”案在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北京学联组织了一千多学生“有纪律的旁听”，实则向法院示威。法庭内内外外挤满了旁听的人。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刘崇佑义务为学生辩护，他慷慨呈辞：“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言之实可痛心”；“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被拘禁”。《晨报》记者报道：“语至此，满堂欷歔，为之泪下，被告学生（鲁士毅派）中，有一人哭不可抑，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1日。鲁士毅等同学终于8月25日“当庭宣告无罪开释”，《昨日北大学生案判决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6日。而被手执彩旗的同学们簇拥着，凯旋校园。

也许是接受“北大学生案”开庭不利的教训，陈独秀案始终没有开庭审理。而营救陈氏的强大阵势与巴黎和约拒签运动两相激荡。兼有南方政府也对陈独秀伸出援助之手，7月9日，广州军政府总裁之一岑春煊（8月21日被推为主席总裁）致电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敦促北洋政府尽快释放陈独秀。徐世昌急于和南方和谈，不愿为此事与南方相冲突。徐世昌毕竟不像屠杀李大钊的武夫张作霖，他没有一意孤行处死陈独秀，而终于9月16日释放了被囚98天的陈独秀。

六、陈独秀的出狱与出京

陈独秀从监狱回到研究室，竟成了《新青年》同人的盛大节日。他们聚宴桃李园，为陈独秀洗尘。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都为之赋诗庆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1日）几乎成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专号。若是《每周评论》没在半月前被查封当还会热闹些。李大钊《欢迎陈独秀出狱》云：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刘半农的长诗则大气磅礴，且格外欧化，他以独秀中“独”字拉丁化写法的第一个字母“D--！”为题：

朋友！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种荒唐话，谁要他遗留在世上？

你们听我说：

要有光，应该自己做工，自己造光--

要造太阳的光，不要造萤火的光。

要知道怎样的造光，且看我的朋友

D--！

他造光的方法是怎样？

刘半农的诗不仅形象地阐释了陈独秀精神，“不惜自我牺牲，为人类造光”，更表达了五四新文化人对陈独秀的崇高敬意：“我不拜耶稣经上的‘神’，不拜古印度人的‘晨’，只在黑夜中远远的仰望着你，笑弥弥，亮晶晶！亚门！”可见陈独秀作为五四时代的精神领袖，其地位是何等崇高，其魅力是何等感人。

陈独秀在朋友们的诗情感召下，写下了他平生最长最欧化的一首白话诗：《答半农的＜D--！诗》，所答的当然不仅仅是半农。陈独秀似乎不同意刘半农给他那么崇高的评价，他要“告别真神，回到故处”。哪里是他心中的“故处”呢？什么顷间、漫长，不是时间上的重大问题；什么生死与别离，出禁与自由、地狱与优待室，都不是空间上的重大问题了。

重大问题是什么？

仿佛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近边的人，远方的人，都同时说道：

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住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

在这些痕迹中，可以指出那是我，那是你，什么是半农，什么是D。

这似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思想的流露。靠什么去“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呢？陈氏在诗中是寄怀于基督的博爱与宽恕精神。他称基督为“爱的宗教”，仁爱同尊；而宽恕即“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弟兄们！姐妹们！

那里有什么威权？不过几个顽皮的小弟兄弄把戏。

他们一旦成了人，自然会明白，自然向他们戏弄过的人赔礼。

那时我们答道：好兄弟，这算什么，何必客气！

他们虽然糊涂，我们又何尝彻底！

当真彻底地人，只看见可怜的弟兄，不看见恨的仇敌。

提枪杀害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恨他；

懒惰依靠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怨他；

抱着祖宗牌向黑暗方向走的弟兄，自然大家气他；

损人利己必要说假话的弟兄，自然大家骂他；

奉劝心地明白的姊妹弟兄们，不要恨他、怨他、气他、骂他；

只要倾出满腔同情的热泪，做他们成人的洗礼。

受过洗礼的弟兄，自然会放下枪，放下祖宗牌，自然会和作工的不说假话的弟兄，一同走向光明里。

这里表露的思想，显然与他《北京市民宣言》中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云云南辕北辙，与李大钊、刘半农的诗也不是一个调子。

我相信李大钊、刘半农看了陈氏这奇特的诗篇会充满疑虑：不到一百天的牢狱之灾，怎么会把一个老革命党人关得信起基督教了呢？还是胡适提供了一个解释：“独秀的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的官话译本，是不禁止阅读的。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了感动。”又说：“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胡适手稿》第9卷（下）第545-550页，台港胡适纪念报1970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