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陈氏从基督教到新宗教的转换是否如胡适说的那么“顺溜”，那就很难说了。要么是陈氏再转变了，反正他是多变的；要么他当初真的是按基督教义来设计他新宗教“党义”，而不是那斯大林主义。不管怎样，他把监狱变成实验室则是真真切切的。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在北京，不过没安静几天，到1920年初他又出事了。当时武汉有几所大学请胡适去讲学，而胡适在北京为杜威讲学当翻译，分不开身，于是让陈于1920年1月代他去一趟武汉。陈从武汉刚回北京，就有警察来“拜访”他。胡适《口述自传》中这段很生动：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胡适自传》第267-268页。

讲述了老朋友的转变，胡适念念不忘的是，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他的观点，你可以不苟同，但他的描述是客观的。唯有一点失当，那就是《新青年》与陈独秀的生命融为一体，1917年随他而北上，1920年又随他而南下，《新青年》从创刊到终刊，陈独秀始终是主撰、主编，即使失业了，似乎也用不着胡适们“请”他专任《新青年》编辑。一个主宾颠倒的“我们乃请他”，恰见胡适到老都有“好名”之嫌。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的情节，到高一涵的笔下则有传奇色彩：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出局1979年版。

这是高一涵1963年10月以当事人身份写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当时同李大钊计划”的主语是“我们”，包括他与北大教授王星拱。同样的话题，高一涵早在1927年5月于《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就写到过，不过那时他并没有说自己是参与目前护送陈独秀“计划”的“我们”中的一员。“略传”中李大钊、陈独秀形象却更形象：“守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攥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星拱）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央日报》附属《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对高文中的细节，早有人提出质疑。如李大钊“赶车”的事，董宝瑞说，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况且“车”从何来）。让李大钊“赶车”，是对李大钊形象的曲解，或曰是扭曲。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第79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版。按，近读《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知李大钊是“雇一辆老式马车”，将陈独秀送到北京远效的杨家村，再乘列车到天津。李送陈到天津后，陈乘轮船去上海。较高文近情理。

对历史的叙说，宁可信言不美，不可美言不信。大话、戏说历史上的那些事儿，美则美矣，有谁信呢？高一涵非文学出身却抑制不住有“创作”的冲动，以至屡屡被人质疑。

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到达上海。2月14日，他致信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以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此信既存京师警察厅案卷中，说明是让这位曾经回护过自己的安徽同乡于公于私有个交待。陈独秀毕竟是弃保潜逃的。当时南北分裂，陈独秀到了上海，南方政府不过问，北方政府管不着，他即有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