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其糟而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 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