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论及金融与文明,我们比西方落后。这么说,从现在来看,确实也是事实,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
我们落后的原因,其实很奇怪,是因为过去牛得有点过头。
这么说,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阔,更不想说明国外的月亮有多圆,只是想明晰一个概念。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很辉煌,中有孔子,西有阿基米德。不过,辉煌的背后是整个古代地球人都在饿肚子。银行、证券交易早就存在,但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西欧信贷也是给王室打仗准备的。
活着,才是最高理想。这种生存底线,决定了人类对吃饭的需求弹性无穷大,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存经济”。
因为,不吃饭会死人。
如果使用经济学语言描述:生存经济时代不存在个人偏好,没有偏好,谈何市场?
用市场、交换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经济,是彻头彻尾的偷换概念。
面对自然和异族的双重挑战,皇权的优势很显然,既可以应对暴虐的自然,也可以抵御外族侵袭。生存经济时代,是不需要竞争的,市场越发达败得就越惨:商业发达的齐楚败于农耕立国的强秦;雅典败于罗马,罗马败于蛮族(日耳曼民族),蛮族则败于匈奴。
而匈奴,是被汉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从春秋列国到隋唐,千年传承形成了中国的统一皇权,在当时这本就是最先进的体制,于是我们有了辉煌的盛唐。
皇权具有剥削性,没错;皇权压抑个性,束缚民主,也没错。
条件是,在当代。
正是这种剥削性将资源控制力集中于皇族,才有了对抗自然和外敌的可能,领主就算联合起来不过也就是修个石头城堡,修万里长城,想都不要想。
今天,我们知道浪漫的多瑙河,雄浑的黄河、长江。然而,“水火无情”,水在火前。在中国,正是集体的力量遏制了频发的水灾,各自为战的西欧,古代水灾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权,汉族就算能应对频发灾害的黄河,也未必能对付得了倏忽而来的游牧民族,没准早被黄河或者异族赶到长江以南了。谁也不知道制度变迁后能不能活下来,拒绝制度变迁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长循环,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货币体制中的权力斗争。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任何事物都是强者的工具,何况是代表财富的货币。
皇权确实残暴,但也要具体看跟谁比。与终生不出城堡的西欧农奴制比,封建皇权文明多了。
在皇权交替演进过程中,我们不仅曾经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也继承了千年传承的启蒙,形成了独特的汉文化。五千年传承的是寻求人类内心超越,睿智的朴学(原始儒学)、诚心正意的朱程理学、知行合一的宋明心学……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一个永恒的主题:信任人类。
这种精神体现到货币金融制度上,就是鲜明的集体主义。盛唐开元通宝终于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摆脱了计重货币的宿命,而宋朝则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飞钱,从元朝开始,纸钞就不设“钞本”……
这些,在西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无情的生存法则,让西欧一直到11世纪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唐宋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欧洲还在北欧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也是西欧集体对抗自然的方式,只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在这些方式中我们何尝看到一点文明的痕迹?
不是欧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决问题,实在是养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得它在生存经济期间走入了一条试错路径,新制度、新体系的尝试是性命攸关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灭族了,与亚洲不同,欧洲制度变迁同样也是理性的。
十字军东征抢劫来的财富缔造了香巴尼信贷市场,但法国王室却连续砍掉了几任财政大臣的脑袋。
一个人抢劫难免被人干掉,荷兰人就为出海抢劫设立了股份制公司,结果是形成了现代人为之疯狂的股市。
之所以英格兰银行率先确立金本位,实在是当年被剑刃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欺负得太厉害,最终使用金本位也不过是为了为王室出门抢劫方便。
……
两者货币金融体制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是皇权集中资源的手段,西欧则是王权明刀明枪地抢劫。
最恨这些强盗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现代,金融体制以繁花似锦的表象迷惑了人们的双眼,汇市、股市、期市……银行、保险、证券……似乎金融已经成为点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变了吗?
金融确实是点石成金的魔杖,只是,魔杖没有掌握在你手里。与原始金融体制相比,当代金融体制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买点基金、股票甚至保险,或者弄张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财了。艺术地说,金融只做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现实地说,金融将永远为强者服务。
存款等于借钱给银行,你什么时候向银行要过抵押、质押、担保、贷款呢?即使是房贷,会不会让你把腿跑断?
这才是金融的本质,用经济学语言说,叫做有效配置资源。用你不愿意听到的话说,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也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必然,因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经济向好时期,交易、契约都可以执行。一旦信心丧失,既然不信任对手,如何能执行交易,一旦这种趋势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我们克制危机的必然,因为华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经济萧条时期,我们可以不信任对手,但是,我们可以信任集体、信任国家。西方经济理性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想到集体、想到国家:150年前,西方船坚炮利打破了旧中国的大门;150年后,信奉自由的美国大踏步走上“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希冀国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究竟哪条路径是金融、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说实话,亚当·斯密说不清楚,或者经济学只能诠释已经存在的,却不能预测没有发生的。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未知的路径。每一个产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实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因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蕴决定了明天的未来。
昨天并未远去,它始终就在你我身边;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变。
我们的昨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