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在公元前500 —公元前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壳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当时的货币单位），大概二十朋贝壳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壳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继续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量。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春秋以降，铜已经作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开创霸业的主要助手管仲就是一个大商人。包括商人在内的国人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的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CCTV的语言描述，可以说成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因为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过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曾经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