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没事能游历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当权者的统治基础。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富户看几本儒学典籍，再把自己的心得教给子孙就可以混成士族了，单纯习儒的富户，在中国史籍上另有专有名词，即“素族”。由“素”一字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政坛上，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

士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祖先曾经是当朝显贵，主要包括军功世家、官僚世家，只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才是门阀士族。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以降他们开始成为皇权集中的绊脚石，因为皇权的欲望是无限的，历代帝王都致力于消灭来自士族的挑战。

秦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朴立，“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东汉以后，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皇权根本没有充分的时间形成集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士族才形成了气候。

而且，皇权再猛也不可能骤然割断近千年的传承，况且，隋朝以前的皇权还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体制替代士族。不是皇权不想废掉士族，是不能废掉士族。

废掉了士族，皇帝的命令大概只能说给自己听听。

一个人，想创立一个王朝，必须成为一个猛人。其实，一个人猛一次并不难，甚至猛一生也很容易做到。

一个猛人也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仅仅军事上的强盛只能消灭对手，却不能必然保证可以建立一个帝国，猛人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

真正的猛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有效统治。

只靠武力统治的，不是皇帝，是土匪。

中国历代帝王，确实都靠军功起家，然而，军事上打倒敌人还远远不够，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存在一个完整的体制，军事优势才能巩固，进而推行自己的治国意图，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

在找到这个制度之前，皇权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只有依靠现有最强的势力。

东晋之前，这个势力，就是士族；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他们没有绝对约束力。既然权力来源于祖德，何必要尽心尽力侍奉皇帝，没有人天生适合被奴役，从优越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士族，更是这种心态。

皇权需要的，不仅仅是支持，还有服从。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中，皇权基本上没有这个本事。要是有这个实力，鬼才会跟你废话，早把你拿下了。

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东晋末年，在皇室不停的更迭中，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演化为具有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

正是因为出仕源于祖德，也腐蚀了士族的进取心，东晋以降，士族开始鄙薄武事，虽然不排除个把人有军事天赋，但大部分人仍相当不靠谱。这倒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文人的手笔。

然而，治国方略不是文人笔下的浪荡情怀，能写出千古传唱的《别赋》，未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唐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虽然混到醉卧长安皇城，也终究没在仕途上闯出名堂。就是今天，谁敢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写散文，哪怕你是鲁迅、胡适，保证你也被斩于马下。

恰恰是这种文人情怀强化了士族的衰落，每天想着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人，怎么会有心思按领导意图写好公文。士族子弟从心底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的人甚至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

啸父出身会稽虞氏，属于南土高门，晋时曾任侍中，即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次宴饮，晋孝武帝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所献替邪？”

“献替”其实是一个术语，意思是下面人提出的方略是否有备选方案，啸父竟然以为皇帝跟他要海鲜，因为他家乡近海。

估计，晋孝武帝当场就晕菜了，有这样一个办公厅主任，夫复何求？

尽管如此，士族仍旧可以限制皇权，而皇权只能对士族有打有拉，这些人再愚蠢，毕竟是地方豪门望族，除了他们还真没有别人去贯彻皇帝的政令。

但是，士族体制却存在致命的缺陷。

门阀确实可以给士族出仕第一步，身登高位，却依然要取得帝王的信任，才能真正获得权力。而皇权的信任半径，其实非常狭小，狭小到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于是，为了接近皇权，士族开始了无休止内耗，侨姓与吴姓之间，荆州和扬州之间，相权和相权之间，高门和庶族之间，高门和皇族之间……每一个高门士族似乎都面对着无穷无尽的仇杀。

他们的命运，其实也是激流中的浮萍，得失急骤、生死无常。

这种斗争，极具残酷性，士族不是西方城堡中的领主，他们在地方的经济实力，来源只是地租。即使在东晋鼎盛时代，无论士族在地方有多少土地，始终都没有取得领地行政权。

地租和行政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地租只是钞票，而行政权却是印钞机。行政权可以剥夺地租，反之，则绝对不成立。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士族同样无法在地方上立足，他们将一无所有。虽然门阀给了他们一个很高的起点，但这个起点需要不断维护，方式则是靠近皇权。

因此，这种斗争，有去无回、有你无我，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士族其实也没有退路。在狭小的半径里，最终能胜出的毕竟是少数。

曹魏以降，皇权就不断禁绝士族高门兼并土地，南朝帝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起用寒门子弟执掌机要。虽然他们官阶很低，但士族独霸朝纲的局面已经开始动摇，梁武帝之后的侯景之乱更是涤荡了南方士族仅存的一点实力。陈朝亡国后，南方士族变为亡国之民，只能依靠联姻攀附新权贵，才能苟延残喘。

虽然士族跟皇族的角逐在唐朝才能揭晓最终答案，这并非由于皇权软弱，而是还没有出现合适的体制替代士族。

士族被皇权扫荡后，皇权拿出来的就是科举制度，说好听点，是兴办教育；说难听点，是凭皇帝一人杀伐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都来自皇权，甚至他们自身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这种替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朝着士族分权的方式演进。

五代十国，中国曾经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从而整个制度演进路径将完全改变。然而，即使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士族天然的分权性使它无法形成一块铁板，即使夺权成为帝王，却又必然向皇权转化。

南朝以后，士族渐渐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