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2262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现在美国不过占世界GDP不足1/4就找不到北了，而盛唐时占世界GDP却足足超过了50%。

626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道篇》）。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皇权，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仅靠个人修养和儒家思想，又能有多少偶然？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赔本生意，官老爷们是不会有兴趣的。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得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物价也不会涨了。

有人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地主和豪强。

这个话，最好反过来说。

纵观中国历史，能拉杆子造反成功的，除了一个朱元璋，其余都是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反而是农民。

好人，谁去造反啊。

强势封建集权必然对应松散的根基，因为一个强势的中央、一批硬朗的地方，放在一起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与士族豪门相比，自耕农不能形成统一的势力，皇权才可能统一事权；寒门子弟没有门阀利益，出仕执行诏令也不至于推三阻四。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200多万户小农，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狭乡迁宽乡”，去狭乡的人，都白送土地。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租庸调，缔造了唐朝统治基础——自耕农，自耕农又维持了盛唐国家的绝对权威。有了这个绝对权威，开元通宝才可能由计重钱变为非计重钱，此时，交易者此时已经信任国家。

这是一个良性自我循环“……→国家信用→货币稳定→生产力发展→……”，理论上这个循环是可以自我维持的，所以我们有了唐初盛世。

盛唐之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也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