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依市，老楼房，大石块结构公寓，五间，另有佣人房，位处高层，阳光充足。良机莫失。”

1973年春，妲蒂在仔细查看《费加罗报》上的小广告。几个星期前，她的父亲马勒医生去世了，全家沉浸在悲伤之中。“极大的哀伤，”尼古拉说，在这上面还要加上另一个焦虑，因为还要搬家。房东要收回房屋，提出可以支付一笔退租赔偿金。这事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为什么要选择耐依市？为了感到不那么孤独，为了跟在波达亚克和海边度假时结识的朋友们处得近一点。“不过，我抓住的是‘阳光充足’这个词，”妲蒂强调说。气氛已经很阴沉的幸运路变得更凄凉了。“我和弗朗索瓦一起去看那些地方。房东的儿子裸着上身在窗前劳动。看到这扇窗户，我就决定要了。”

套房坐落在拉德芳斯（La De'fense）的边上。戴高乐大街（这个地址一定会让外公开心的）非常热闹。地面平整工程尚未开始，所以买主们都不着急。“我父亲留给我一些钱，再加上房东支付的赔偿金，我可以做成这一笔好买卖了。我为男孩们买进了上层的房间。”外祖父为每一个外孙都留了遗产，每人一卷20美元的金币，紧紧地缝在一只袜子里。“装得太紧了，有几个已经擦伤了，样子很差。它们已经不值钱了。”尼古拉明确地指出。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宁可不要银行账户而要这条羊毛袜。当然，这是那一代人的习惯做法。不过更意味深长的是：他一直认为，这样在任何时候，如果不得不逃跑的话，可以带着财产一起离开。

正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们才得知了自己的根源。

“我有犹太人的血统，可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起过”，弗朗索瓦感叹道。如果外祖父没有说，我们可以看出：这并不是遗忘，也不是否认。除了他强烈的同化愿望外，还要考虑安全、防护的需要。在他的头脑中，悲惨的记忆实在太多了。他童年时萨罗尼夫的犹太人，只存活了一小把：96%被押运走了。死亡人数以万计数。他自己曾失去了最小的妹妹。亨莉叶和他的连襟，以及他们的小女孩。他认为，反犹主义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再复燃。他不愿在外孙们已经很沉重的肩膀上再加上一些多余的东西，没有必要让他们再去嗅闻这些不幸的气味了。他们都是移民的儿子，离婚家庭的孩子，这种身份已经够沉重的了；让他们当天主教徒、当法国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男孩子们很太平，没有问题。“我们每年只有一次与阿根廷的表兄弟们一起进餐，”尼古拉指出，他们姓“哈依姆”（Haim），母亲叫他们时的发音却是“詹姆（Zem）。”此外很明显，三兄弟对“过去”没有像对“将来”那么烦恼。“我很焦急，想创造一个将来出来，”尼古拉在不久以后曾经这样说。

在搬家的日子里——这次搬家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次很大的变动，搬移可以说是与过去的决裂。尼古拉远没有想到，耐依市会给他带来美好的政治前途。（十年以后，他成了这个城市的市长）

当时，他刚平平庸庸地通过了他的高中毕业会考（Bac B），也没有好的评语。但至少这是一件好事，闯过一关了嘛。但他还不清楚，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当记者？有可能。做律师，像母亲那样？也不错。于是，他就到南塔（Nanterre）法律系去注册。1968年末，南塔已经成了肮脏和天序的象征了。

为了纪念过渡到成年——即使到18岁成为成年人的法律还没有投票通过——他决定和他的朋友让-玛利·苏少湼（Jean-Marie Chaussonniere）一起，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也是一次冒险：巴黎——伊斯坦布尔，驾驶一辆老旧的高刻西耐尔（Coccinelle瓢虫）往返。让-玛利非常谨慎，他到欧洲保险公司（Europe Assistance）买了一份保险。为了永远记住他们的业绩，在上路的前一天，二位朋友手中拿着法国国旗去协和广场，在高刻西耐尔前欢快留影留念。他们将把国旗固定在车的尾部，以尽量突显他们的国藉——因为他们要穿越许多边境国界——这同样也是爱国自豪的表现。由于他们生活并不富裕，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决定，直接奔向目的地，不在路上停留参观。在德国，他们只留下了一个回忆，这是忘不了的，确实如此：他们晚上在雨中到达达情欲中心（Eros Center），他们把这里当作他们的旅馆，却受到了女孩子们的搔扰。于是在半夜里全速逃走。接下来是奥地利、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在那里，他们注意到了令人吃惊的贫穷。在所有村庄里，他们都看到人们用报纸糊在窗上来代替窗帘。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A Sofia en Bulegarie），他们到在城里最大的旅馆时，那里正在举进婚礼。新郎看来是政府的高级官员。电视摄像机嗡嗡地响。这二位男孩大胆地拥吻了新娘。他们又应邀进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