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终于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尼古拉参观了第一批清真寺。”让-玛利写道。但他自己却意外地病倒了。不过，幸亏在欧洲保险公司保了险，二位朋友在一所豪华酒店休息了四天。这真是一次梦寐以求的假期。

回程中，尼古拉坚持要从萨罗尼克（Salonique）走。他要去公证人处索要他当珠宝商的曾祖父留下的遗产中的一份。房子、土地还没有分割，是他还活着的舅公和姨婆们的财产了。

“尼古拉如此地善于花言巧语，他争起来却像一头狮子，谁也抵挡不住他。”几个小时后，他们答应陪伴他一起办理。战利品少得微不足道，差不多合那时代的三四千法朗。这些钱，希腊政府规定必须在国内消费掉。尼古拉把钱藏在外套的夹层中，他索要他应得的，他得到了。好运气。一路顺风！他顺利地通过边境。遗产的余额后来在1995年付给了这个家庭。

这次取道萨罗尼克对本派回归是否有价值？能不能说这是一次启蒙之旅呢？他很乐意回答：“我只想把钱取回来给母亲，因为我们很需要。”这是唯一的理由吗？很难说明白。

作家彼埃尔·阿苏林纳（Pierre Assculine）回忆起在耐依市的墨里埃·高特莱夫斯基（Muriel Godlewski）家的一次家庭舞会。他说：“这是在1974年或1975年。尼古拉已经非常政治和都市化了。他从一个团体到另一个团体，跟每一个人说话。我们闲聊，他问我，作为一个犹太人会有什么后果。我反驳他：‘你自己也是犹太人。’当时他叫来了他的朋友们，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听见了吗，彼埃尔让说我是犹太人。’”

根据犹太法，宗教信仰由母亲传递。尼古拉·萨科齐实际上不是犹太人。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很晚才发现的先祖身份，以及他本人作为外国人儿子的身份，对他没有影响。他把这些铭刻在身心上的影响，称作少数族裔的感情。对此他很乐意地解释道：“我是天主教徒，但我自己又觉得接近犹太社会。我喜欢少数族裔对他们的根源、对他们文化和家庭的依恋。多数族裔常有一种淡而无味的感情。而我喜欢的是少数族裔极为深厚的感情。”

自觉是少数族裔，这一点增强了他的警觉，自信和敏感性：一次简单的警告，常常被当作侵犯；一条相反的意见，会被当作宣战。尼古拉·萨科齐萦绕着所有这些情感。

“我们刚到耐依市时就像叫花子一样，”今天他还坚持这样说，是不是过分了？仍然是这种感觉：在周围富裕的环境中，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三个男孩和他们的母亲当然会有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友。但这些和他们相差得太远的有权势的人都不过是熟人而已。的确，他们并不富有，但他们住在体面的公寓里，他们掌握着自己的财富：他们的聪明才智，健康的身体，以及对美好的未来抱有的希望。法国刚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经济形势很差，失业不断攀升。但这一较暗淡的形势却还没有对年轻人产生太大的影响。

尼古拉很乐意讲起他在耐依市的第一批朋友们。他们不是城里的资产阶级，而正好相反。他觉得最为亲近的是这些人：意大利餐厅“诺斯塔拉之家”（La Casa Nostra）的服务员帕斯加·比萨依洛（Pascal le pizzaiolo）。姨妈露露周六带他和兄弟们一起去这家餐馆进午餐；小超市老板阿里（Ali）；还有一位摩洛哥法侨阿提·加斯巴里昂（Arthur Kasparian），是“冷饮店”的老板。尼古拉曾经在这里当售货员打工两年，以支付学习的费用。尼古拉今天说：“在我当选上市长时，阿提把我的照片贴在他的商店里，每当有人进来，他就说：‘这是我的合作者。’”这一工作使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喜欢上了冰淇淋：“我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把小勺。每当有50升的冰桶送来时，我就尝一口。”他也让他的女朋友们品尝。其中有一位还认得卡梦贝奶酪（Camembert）冰淇淋呢。

他做过多种小工作，如海默斯商店（Chez Hermes）。不是大的那家，而是在圣·澳闹雷旧城（Le Faubourg Saint-Honore）那家，花店开在公寓下底商。他穿着白色工作服卖花，还送货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