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对尼古拉·萨科齐来说是幸运的一年。共和国联盟要找一些年青年人参加法国电视三台（Fr3）的电视节目。“我对尼古拉说，他应该去参加，我要让他去发言。”格鲁斯曼还这样说：“我让他多做些准备工作：他应该学会表达得慢一点，发音更请晰些。我告诉他：‘我给你12/20分，不能再多了。’这时他就烦躁了。于是我们就重新开始。如此不断重复……为了激励他，我还加了一句：‘你是一块未经琢磨的金刚石，我要对你进行雕琢。’”

共和国民主联盟的领导班子和夏尔·帕斯瓜身边的人，甚至领导本人都认为，这第一次电视出镜的尝试很成功。这使得他能再次去发言。这次是在上塞纳省省联盟会议论坛上发言。这次会议在全国会议前举行，大约延续两周的时间，地点是吕埃尔市（Rueil）刚落成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剧场。这是一件大事，对此，他的朋友休舍尼埃（Chaussonni　re）回忆道：“头一晚上，我们一起去察看地点。尼古拉走上了讲台，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会先关注后排座位上的那些人，那些没有名气的人，像我们这样的的年轻人。我讲话的对象首先是他们。然后，我的目光要一行一行地向前飘动。最后，我要让第一行的人信服，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信服。’”他很注意方法。这一点后来得到他周围所有人的肯定：“跟他在一起，从不会有没有想到的事。每次发言稿都是他自己亲自拟写，并且不断地重复、修正、再修正。他的发言总是很精确的。他不喜欢临时拼凑的东西。”

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天，当这位还不知名的小青年被叫上台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发言结束时，活动分子们上前和他攀谈，预言他将会前途无量。他自己也非常惊讶。他马上打电话给妲蒂：“喂，妈妈，你知道怎么样？他们为我鼓掌，并且祝贺我。”

这次新的成功，引起帕斯瓜对他的注意，他被夏尔·帕斯瓜看中了。后者是上塞纳省联盟的领导人、还是希拉克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由于要带领年轻人参赴尼斯的全国大会，这位年轻人就被选定了。这也是格鲁斯曼（Grossmann）的意见。

晋升得真快！美好的回忆从火车旅行开始。这也是夏尔·帕斯瓜专门为巴黎地区的活动分子包租的。旅途时间长而愉快。已经有些晕陶陶了。尼古拉出来逗大家开心，力图取悦于人，吸引别人的注意。到了尼斯，他将晚上剩下的时间用来背诵他的发言稿（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上）。“当我读给罗伯特·格鲁斯曼听时，他对我说：‘一点都不需要改动。’”星期天上午，两万五千多名活动分子汇聚在一个大会场里。这位耐依市的新手在主席台上有一个座位。他的邻座是另一位年轻人，跟他一样激动，叫菲利浦·古容（Philippe Goujon），现在是巴黎的人民运动联盟（UMP）的参议员。

尼古拉应该在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　）后发言。而后者的讲话是一种非常圆滑的常规礼仪。他总是用一种洪亮的嗓音开始：“朋友们，伙伴们，活动分子们”。发言总是很长——太长——并充满激情。当他讲完时，活动分子们脑袋是还一直有说话的嗡嗡响声围着。此刻他们想到的是赶快去喘息片刻，喝一杯啤酒，活动活动已经麻木的双腿当台上的人尽力填补两个发言的空隙时间时，雅克·希拉克拉转过身来，对着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尼古拉·萨科齐问：“你就是萨科齐吗？还有两分钟就轮到你了！”

年轻男孩异常激动又很惊慌。走上了讲台，就像人们走上一艘轮船的船首一样。他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得那么大，连他自已都吓了一跳。你首先对前一排的人说话，那里还排列着戴高乐派的主要领导人。他拼命阿谀奉承：“我有些紧张。你们在我面前，你们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年轻，但是我跟你们一样，是戴高乐派。因为我知道，戴高乐派就是革命派。”他就这样继续讲下去。他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在麦克风上，以至于活动分子们又重新坐下来倾听。他们对这位留长发的男孩感到愕然。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也是决定性的时刻。“我听到了鼓掌声，它打断了我的发言。灯光让我眼花。我有一种酒醉的感觉。我差一点下不了讲台。”

在人生中，总有一段时光，会有一扇门打开，迎来美好的未来。要懂得利用它。听众长时间鼓掌向他致意。这位新手呼吸到了一种命运的芳香。他有点飘飘然，就像刚破蛹而出的蝴蝶一样。就在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被赏识，受器重，他知道，他感觉到了，对此他很自信：他要搞政治。他的志向确定了。他只不过是有一个愿望：重新开始。跟往常一样，要告知的第一个是妲蒂：“喂，妈妈……”

阿希也·贝芮蒂（Achille Peretti）耐依市市长，当时也在会场上。他问坐在他一边的菲利浦·葛朗其：

——那边那位，他是谁？

——他是你们那儿来的，他活跃在耐依市。

——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