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准备反击了。他把自己安置在离巴黎市政府很远的地方，在圣·日耳曼大街一幢资产阶级楼房的三层楼上。不过办公室的装饰是严肃的，几乎可以说是冷漠的——这是一种信号。里伏里（Rivoli）的金碧辉煌和奢华装饰结束了。入口处有一块牌子，上书：“人民自由主义联盟”，这也是名称。里面的形容词“人民的”是为了让人接受“自由主义”这个法国人并不喜欢的词。他用这个词来命名他的政治学说。

他在第二年夏季出版的一本书中阐述了这个学说。这是一本他与让-彼埃尔·埃尔卡巴赫的对话录，标题正符合他想留给别人的自己的形象：《嗜好和时间的长度》（Passion et Longueur de Temps）。当然，他不放弃清算一些账目。就像在一份赠予-分割证书里那样：度过了两年的希拉克政府后，哪些是我们的谬误，哪些是成就。这些是属于他的，那些是归我的。一切都被掩饰了起来，就像约定的那样。在几束花枝下面，又饰以一些意向声名。尤其是这一段：“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重现过去，而是为了准备将来。”

哪个将来？他自己的，没错！因为他喜欢上了政治。不过，现在有一位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拜访他，向他提供帮助。尼古拉·萨科齐在过道上跟他交叉相遇，对他说：“先生，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我们还记得在1976年，波利斯·奥尔夫特（Brice Hortefeux）就是用这些词语招呼尼古拉·萨科齐的。）

“多么奇特的想法！”前国务部长回应到。他立刻请他来访问。直到此时，他们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987年。耐依市长总是事先有准备的。为了对国务部长表示敬意，他曾经组织过一次盛大晚宴；汇聚了主要的企业主和他的城市的所有经济界上层人士。晚宴非常成功，一位参与者回忆起唯一一件不恰当的地方：在餐盘上，刀叉是塑料的。为什么让这位国务部长感到不满呢，因为通常他使用的都是银餐具。

在1988年，不再存在礼仪的问题了。第十五区的这位议员对“人民自由主义”的学说，和自己的策略很有把握：为了取胜，右派应该团结。他很快就建议（右派）在1989年欧洲选举中提出一份单一的名单。

雅克·希拉克，由于失败还在晕头转向之中，对此并不反对。

“但是，我们要把政治倾向性去掉！”帕斯瓜怒气冲冲地说。此外，这次投票定在6月18日，这一日期在戴高乐派的利益中显然是神圣的。现在，巴拉杜明显处于攻势，他建议单一名单由吉斯卡尔负责。这一点希拉克也能接受。总之，前总统在斯特拉斯堡比在巴黎处境更好些。

这一次，帕斯瓜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了！

1989年，就如同前一年一样，法国人要投好几次票。6月份，又要更新市议会。在巴黎，希拉克终于又振作了起来，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所有各区都取得了胜利，就像对付一只讨厌的虫子那样，清除了社会党的候选人彼埃尔·若克斯（Pierre Joxe）。他向巴拉杜提供了市政府的一间精雕细刻、金碧辉煌的大办公室，遭到拒绝，不过他并不生气。

到了他向阿兰·朱佩解释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赢得立法选举的话，爱德华认为自己在1993年会当选总理；况且，他很可能是一位好总理。”

朱佩回应道：“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成了总理，他就会想进入爱丽舍宫的。”

希拉克的回答是：“当我们有相同理想时，最好是两件事一起做。”

“还是要当心。”朱佩作出结论。

当心？当心谁？当心什么？当时，巴黎市长心中当然只有一件事：他将永远不会再当总理。他已经当过两次了。够了！这些插曲留给他的不过是苦涩。对他来说，不存在重新做的问题。不过，如果他不去马蒂尼翁宫，另一位戴高乐派人士可以去：巴拉杜。还可以帮助他准备。

“从此，对于爱德华来说，就会很顺心了。”朱佩遗憾地说。

尼古拉·萨科齐对事物却有另一种看法。他的算计有些过于简单。如果巴拉杜成为总理，他就有机会进入政府。从立法选举失败的第二天起，当他向巴拉杜自荐为他效劳之时，这个前景还没有打开。他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让这位有才华的人孤独是很残忍的，我愿意在他身边学习，我始终愿意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汲取他们的智慧结晶，为我所用。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他解释道。

因此，他时刻在待命，准备随时效劳，就像以前和阿希尔·贝芮蒂在一起时那样：“我不会造成问题，我只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