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1989年和1993年间，尼古拉曾经是三位希拉克（父亲、母亲、女儿）的至交和密友。前两位吹捧过他的效率：“这是我们最好的活动分子。”巴黎市长是这样把萨科齐介绍给夫人的。而贝尔纳黛特则高度评价他的无拘束和亲切，他的效率和他的活力。他让她想起他的丈夫。

“瞧，尼古拉来了。”希拉克总是这样，带着开朗的笑容接待他。夏尔·帕斯瓜说：年轻的尼古拉是他们梦想中的女婿。

“这个么，我从来没有想过。”希拉克夫人毅然决然地说。她非常了解这位年轻人的个人状况。

贝尔纳黛特阅读了报刊上报道的朱佩曾是她丈夫最喜欢的儿子后，感到不舒服：从户籍登记上讲，这怎么可能？我们只比他大十二三岁，要是说尼古拉还讲得过去。“我们经常提到他，”贝尔纳黛特也承认。尼古拉总在那儿，所以他成了不可缺少的人了。当克洛德梦想远离双亲去美国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说服她留在巴黎和她父亲一起工作。对于已经差不多见不着大女儿——洛朗斯，父母已经心痛了很多年了了，现在小女儿可以留在身边是个安慰。

亲近的人证实：尼古拉每周一上午参加希拉克班组在巴黎市政府举行的会议。他很快被邀请参加在黄昏时或周日下午举行的希拉克讲话二读会。只有受到信任的人才能参加，而且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没完没了的会议。在会议上，配有剪刀、订书机、透明胶带、和彩色铅笔。巴黎市长重读并改正别人帮他准备的讲话文本。当然，克洛德也在此，并发表自己的一件：“这个词，可以……那个，我不用。”她删掉了。碰上对某句句子，某个主意或者某一段落有争议时，雅克·希拉克就起身：“我去给爱德华打电话。”不过，让阿兰·朱佩感到越来越不舒服的是，他征求尼古拉的意见，并且指出：“他有好主意。”

稍后，在他的著作《无拘束》（Libre）里，当事人尼古拉评论道：“不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说不好……写，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组织思想，按次序整理内容，明确信息。这些都是我要和别人分享的……希拉克属于另一学派。他很少自己写讲稿，但却花那么多时间去重读，去改这些讲稿，最后占有他人的句子为己用。我经常想，他为什么不放弃这些没完没了的会议？他本可能轻松地用更少的时间、更自在地抒写，这样的文字也更为可靠。”

如果还需要收集当时萨科齐在希拉克那里受到信任的证据的话，那么还有一个：1989年，当与吉斯卡尔就欧洲选举单一名单的协议进行确认之时，希拉克前往前总统的住所时对吉斯卡尔说：“我把我最好的给你：名单中的第二号阿兰·朱佩和选举运动负责人尼古拉·萨科齐。”

在选举运动中，萨科齐是班组成员，和他一起的还有法国民主联盟的阿兰·马德兰（Alain Madelin）……和吉斯卡尔一起，进程非常快。这又是一位师傅，尼古拉从他那儿领会了分析的精细、对案卷的了解、言谈自如、书写速度以及对细节的理解。他把吉斯卡尔想去乌埃桑（Ouessant）开会的愿望作为例子。

为什么？因为在布列塔尼的这个尖端没有选民。这不是很奇怪吗？前总统的回答是：“因为这是欧洲的最两端。”这是在考虑政治上的象征价值！

至今还是这样，尼古拉说他每月去拜访吉斯卡尔一次，“和他在一起，总能学到东西。他帮助我梳理了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此外，听了这些那些人的话以后，我也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欧洲选举成功结束。吉斯卡尔的名单取得了28，8%的票数。而中间派斯特拉斯堡议会前议长西蒙·韦（Simone Veil）的名单只勉强得到8%的选票。

由于这一成功，尼古拉·萨科齐将得到一份个人红利：在选举运动过程中，阿兰·朱佩对他的热情印象很深刻。他答应如果这份名单的得票超过26%，就会让他担任这个运动的书记助理。（当前，他还只是青年和教育全国书记，在班组中是第十位，也是最后一位。就像当初在他耐依市那样。）

但是，朱佩并没有兑现诺言。在尼古拉提醒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你有太多的敌人。”

因为，别人妒忌他，当然是这样。妒忌他的能力和他的影响。

别人妒忌萨科齐，那他又怎么样呢？他可以捡起老调：“别人什么也没给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