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3月，包玉刚携家眷飞赴香港。与先期而至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团聚。
　　
　　虽然不是第一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一景一物还是带给包玉刚许多陌生感。当从“摩罗叉”（印度士兵）手中接过由港英政府统一发放的满是英文的居民护照时，包玉刚的心里百感交集，今后的生活方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里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吗？领取居民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港英政府打交道，手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却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要比香港繁华得多，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银行家、大企业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在政商两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生活上，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大户、锦衣玉食，但也算是小康殷实。可如今来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未免觉得有些狼狈。再看看身边为他放弃了上海的产业和安逸生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以及多年来随他颠沛奔波、相濡以沫的柔弱娇妻，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包玉刚感到十分愧疚，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但即便是在压力、焦虑、责任、迷茫重重压向他时，包玉刚那份坚定的信念依然没有动摇。无论如何，就算是只为了自己的家人，也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
　　
　　1945年，日本人战败撤走时，留给香港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得很快，但房子建的并不多。再加上难民的大量回流，找到一处安身之地非常困难。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楼梯间、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窝棚，任凭台风、暴雨的摧打和火灾的威胁。更不用说那些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大陆难民了。到了 1949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 150万，在深水石峡尾、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挤满了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在 1949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套月租 450港元，有三间房的单位。所谓“顶手费”就是业主与租房者私下签订的契约，业主收取暗租，而明租却在政府规定的限额之下。但是，当时的香港，一家老小风餐露宿、流落街头的景象处处可见，包家人能有个栖身之所，也还算幸运的。到香港之初，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包玉刚操心。虽然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包括产业、房子、家具、古董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再加上多年的积蓄，算起来也有数十万元。但崇尚节俭的宁波人是绝对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于是，包氏兄弟（包玉书、包玉刚、包玉星）和父亲开始共同商讨未来的出路。
　　
　　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语言上的隔阂，包氏父子只能时时处处小心翼翼，不敢贸然行事。考虑到之前，包氏三兄弟都曾在银行的管理层担任过重要职务，做银行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但他们很快发现，在香港，他们所熟悉的银行业，除了被汇丰、渣打和大通这三大英资银行垄断外，余下部分已被广东人控制了，像他们这样说话时带浓重鼻音的宁波人就连分一些残羹冷炙的机会都没有。况且，当地居民更愿意接受最原始的储蓄方式——收藏金器、珠宝和玉石等，而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