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蓝色的海洋上，包玉刚凭借着银行家的睿智与敏锐以及高超的商业手腕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可是到了 20世纪 70年代，他却逐渐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是什么促使这位“世界船王”做出如此重大的“转型”呢？
　　
　　20世纪 70年代，一场因中东战争而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航运市场的空前繁荣，在很多人眼里，作为全球航运业“龙头老大”的包玉刚势必是最大的获利者，但是包玉刚却像海燕似地嗅到大萧条风暴的气息，在他看来，航运市场的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而另一方面，他的强大后盾也发生了异动。 1977年，沈弼取代桑达士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上任伊始，即对包玉刚的贷款采取收缩政策。
　　
　　其实，当时很多从事航运业的船主都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却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心态。可是如果船到桥头直不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船翻人亡”的悲惨下场。而包玉刚有着十分接近市场的感知力，他以银行家的敏锐与睿智，实业家的大胆与魄力，在航运低潮来临之前，大刀阔斧的对集团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最初，包玉刚是把资金多元化运用，逐步将赚得的部分资金投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酒店及交通运输业上，这使得他在接下来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国际经济大风暴中，不但逃过劫难，而且财富大为增加。紧接着，包玉刚又做出了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决策——减少船只，准备登陆！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做法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当世界航运业的大萧条像飓风海啸般袭来时，包玉刚已把他的船队稳稳地开进了“避风港”！其实“危机意识”只是促使船王登陆的其中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且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他与中国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次“秘密会晤”。
　　
　　这次会晤发生在邓小平复出政坛不久，而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内地也开始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一位是名震世界的“海上霸主”、“世界船王”，一位是南征北战、睿智英明，为共和国的缔造和改革开放的推行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世纪伟人”。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对彼此的声望却是早有所闻，交谈之下甚为投契，他们的话题很宽泛，从内地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的命运与前途。邓小平向包玉刚描述了他的改革构想，而包玉刚则向邓小平谈到了自己所知的各国政要的看法，两人谈话足足进行了几个小时。
　　
　　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特别擅长从别人的谈话中，推测其内在的深意。在外人看来，包玉刚常常是行踪不定的，也许今天人们听说包玉刚出现在某国国王的皇宫里，明天就会有消息说，包玉刚受邀到某国总统的官邸做客。看起来他似乎是经常周游列国，而实际上他是在搜集信息，把握住世界的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脉博，以使自己能更准确地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从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在包玉刚看来，要想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大亨，就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要在缤纷缭乱的表象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包玉刚能与众多各国政要保持亲密关系的原因。这一次北京之行当然也不例外！
　　
　　邓小平虽然没有给包玉刚一个明确收回香港的计划，但包玉刚从邓小平的言谈中判断出：中共会极力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而这正是香港商人最为关注和梦寐以求的。包玉刚最终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海上王国搬到陆上去。包玉刚的“登陆行动”与其说是他准确地预见到世界航运的衰退，倒不如说是他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