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向来以狡猾精明闻名的日本商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答应包玉刚的请求呢？于是，对方只是表示明白，但并没有点头应允。
　　
　　包玉刚是何等聪明，岂有不明白之理？对方无非想要自己再给予一些优惠条件。他索性豁出去了，当下保证，如果自己的船在海上出了事，他会把保险金赔偿全部都给对方，自己一分不留。任谁都知道大海变幻莫测、风浪无情，充满凶险，因此，海运保险保费十分昂贵，万一出了意外，投保人将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赔偿金。对包玉刚来说，如果放弃这笔保险赔偿金，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不过，既然他能许这个诺，也说明他的确是有诚意的，于是精明的日本客户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带包玉刚去找他们的银行经理。三方进一步商议之后，最后，包玉刚终于如愿以偿，拿到那张帮助他踏上船王之路的银行信用状。
　　
　　当包玉刚拿着那张银行信用状再次走进桑达士的办公室时，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绅士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一个毫无背景、航运经验不算丰富的中国人，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天里，拿到一张货真价实的由日本户银行开出来的信用状，这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在却真的变成了现实，惊讶之余，桑达士再次被这位中国商人的非凡能力所深深折服。做银行的最讲“信”字，鉴于曾经立下过的“君子协定”，桑达士并没有食言，立即给包玉刚贷了款。不仅如此，他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这次“空对空”的胜利，也为包玉刚未来的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而桑达士也因支持包玉刚搞船运，开创了银行涉足航运业的先河，并为汇丰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被提升为汇丰银行的总经理。两年后，桑达土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通过汇丰银行，投资环球船运，共同成立了“巴哈马世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汇丰银行股份占 1/3。
　　
　　从此以后，包玉刚、桑达士、汇丰三者之间便建立了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汇丰既然已参股到包玉刚的环球船运，势必不会让它垮台，而包玉刚凭借汇丰的雄厚财势，在航运界大展拳脚。他通过银行贷款，在二手货轮市场上大量购买船只，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 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从此，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资金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包玉刚初涉航运界的时候，由于资金的关系，购置的都是一些旧货船，船龄也较长。就在包玉刚为旧船经常需要修理，给资金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小的浪费和困难而烦恼不已的时候，恰逢日本政府着手复兴本国的造船业，国外企业向日本船厂订购船只，可享受低息货款。有此机遇，包玉刚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便以较少的资金，淘汰旧船，更换新船。 1962年 11月，包玉刚订购的 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在日本船坞下水，标志着船队更旧换新的开始。
　　
　　在此之后，汇丰银行又和包玉刚合作，成立了“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而包玉刚在汇丰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包玉刚更是荣任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成为了汇丰银行历史上首位华人董事，同时也是亚洲的第一人。
　　
　　从 1962年的第一艘新船下海开始，包玉刚船队里的新船 90%以上都是由日本造船厂造的。 1970年，航运业兴旺的时候，各国的船东都争相在日本造船。 1971年，航运业市况不振时，船东们都不再惠顾日本船厂了，但包玉刚却在这时一连订了六艘巨型远洋货轮，总吨位超过 150万吨。包玉刚也因此被日本的造船厂认作“最值得尊敬和最信任的主顾”，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另外，包玉刚订造的新船 85%都是租给日本的航运公司，而日本的航运公司也认为租用环球公司的船只租金最低廉，信誉最可靠，因此，他们更乐于租用包玉刚的船只，而不是自己买新船，这似乎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1972年，包玉刚在百慕大组建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中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及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会主席。他从此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誉。
　　
　　在此后的岁月里，包玉刚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海上“帝国”，到 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 200多艘超级巨轮，总载重吨位达 2100万吨，而在世界上其他几位大船王中，卢维克和奥纳西斯的船队各自的总吨位也仅仅在 500多万吨。由于包玉刚的贡献，使香港同期拥有的船只总吨位跃升为 4500万吨，比英国全国所拥有的吨位还要多，并且超过希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航运中心。包玉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超级船王”，被人们敬称为“海龙王”。就连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对包玉刚敬佩三分，他曾经十分诚恳地对包玉刚说：“尽管我搞船队比你早，但和你比起来，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花生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