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这个时候的皇帝陛下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一条高速公路，帝国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从这个出口出去的筹划。

熟读史书的皇帝和帝国的主政官员们，对历史上由灾荒、饥馑带来的灾民变乱惊恐万状。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大致由此而来。在中国，“商人”一词，自诞生之日就充满了屈辱，在商周交替时期，被推翻了的商朝的遗老遗少们当然财富尽失，而且耕种土地的权力也被剥夺，于是，他们只能靠长途贩运货物，赚取一点微薄利润来生活。于是，这种把粮食与牲口倒来倒去，却并未为社会增加财富的人都是当时社会没人正眼瞧的商代遗民，时人称之“商人”。正因如此，日后数百上千年，中国人一直对“商人”之称是鄙视的。帝王与官僚们自然也未能正眼看商人，对商业行为始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江山社稷的稳定和秩序这样的头等大事，与黎民百姓的饥饱冷暖息息相关。因而，农桑为本，稻粱为丰，也就成了国家政策的基调。康、雍以来，就有各种政策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建设水利工程。农桑、河运、漕运为政府之要务。经济作物的种植则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矿物开采、手工业更是在被禁之列。视康熙为圣明的乾隆皇帝在主政期间，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国策。对于由工商业带来的旺盛财富、浮华虚荣，皇帝陛下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只是乐于享受，而不思扶持。国家财政在农业水利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而在工商业方面则几近于无。与若干财富兴旺的景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帝国的制度和组织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系统” ，没有丝毫接近的迹象。

事实上，当时自西而来的工商业文明正在向这个古老的帝国频抛媚眼。英国人开办的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对扩大与大清帝国的商业贸易，充满了渴望。1750年以后，就多次提出在江浙皖赣一带增开商埠。1755—1756年间，已有少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浙江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乾隆皇帝在接到地方官员的奏报后，立即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传旨闽浙总督严加防范。1757年初，浙江海关新税则出台。皇帝希望通过立法禁绝洋商在东部沿海的经商活动，故而新税则中仅正税一项较广东海关增加一倍还不止。关税大幅提高以后，洋人的商船依然不断地驶来。数月之后，乾隆皇帝突然下达了广州单口通商的谕旨，从今往后，洋商只能到广州这个唯一的对外口岸进行贸易，东部口岸的贸易戛然而止。

海禁在明代已然成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赤贫，只向往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有可能他甚至会废除货币和一切商品交易。建南京城墙时，竟可笑到每一块砖都由全国各地农民烧好运到南京，根本就没想到在南京设厂更高效、更经济。即使为后人极力夸耀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不过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政治游行。这种不为殖民、不为贸易的所谓下西洋除了劳民伤财，实在难以看出还有什么意义所在？至于清代的海禁，虽然另有若干具体原因，然而，皇权、农业秩序、江山稳固等等，与自由放任的工商业势同水火，却是根本所在。乾隆皇帝和他的决策系统尽管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不为所动。皇权的理性拒绝了这一切。

在此之后，帝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人们依然能够看到前文所述的繁荣景况，而江浙地区尤甚。然而，僵硬的体制之下，这样的活力终究不过昙花一现。风头一过，即成死水一潭。

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系统”，于中国既难形成，大量的财富也就只能在“农业系统”中徘徊。而农业却长期裹足不前，令来到帝国的洋人也不免担忧：

中国人用来脱粒的机器，埃及人现在也在用，只不过后者是用牛来带动机器，前者是用水来带动机器……中国人用来耕地的犁，埃及人现在还在使用，这种工具受到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肯定，认为它是两千年使用的著名工具。

……

中国人是勤劳的，这点无可否认，但是他们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最大地发挥出耕地工具的优势。他们将土地开垦四英寸深，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片土地上耕来耕去，埋掉旧的，填上新的，而不去开垦新的土地。试想，即使用最好的犁地工具，他们的骡和马以及老、弱、妇女又如何能长期从事这种艰苦的劳动？

（注：英 约翰 巴罗《中国游记》）

徘徊在如此低效率、高成本的农业系统之内，财富没有了获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渐渐地失去了逐利的冲动。大量的财富经过长期消耗，至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