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五十年代以来，以八旗子弟为主干的清帝国军队已显现衰败的迹象。这固然为政治腐败所至，但八旗子弟的堕落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兆惠率领的帝国大军在西北战争中就遇到不少麻烦——粮草断绝导致部队自相残杀，数次陷入重围，对敌手的游击战术束手无策，用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解决战斗，等等。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战胜的对手毕竟太弱，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准噶尔汗国都难以与大清帝国相匹配，战而胜之应在情理之中。而在历次的西部战争中，八旗兵已经不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乾隆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兆惠时，就已发现，这支凯旋归来的大军中，已经没有多少旗人同胞的面孔。1784年，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时，曾在杭州举行过一次阅兵，驻防在当地的八旗兵为皇帝陛下表演马上骑射。令皇帝陛下和他的随从大为惊诧的是，曾经飒爽英姿的八旗子弟，如今几乎箭箭虚发，更有甚者，干脆就从马上坠落下来。再到后来，不要说作战，就是普通的行军，于八旗子弟都是十分困难的事。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兵团的行军速度，一天超不过四十里。

八旗制度带有明显的原始性质。十七世纪初，女真人开始对外扩张时，世界还处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半农业半军事的制度遂有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让女真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八旗制度是天底下最强大最先进的制度，八旗子弟也不可一世起来。其实，随着满洲人入关，成为堂皇大国的主人，八旗制度则归于陈旧腐朽。此时，顺应潮流着手改变，才是正道。然而，帝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让这种制度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并由政府承担八旗的供给。于是，这种制度迅速蜕变，原本还是半农业半军事，如今既不从事生产劳动也无军事训练，八旗子弟遂成为地地道道的休闲大军。在北京城内，数十万旗人饱食终日，不思进取，以出入茶楼、戏院、赌场、妓院为乐，以养花、养鸟、斗鸡、斗蟋蟀为业。其中也有若干旗人从军入伍，但其素质可想而知。此后，“八旗子弟”即成为奢靡、颓废、游手好闲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仍以此为用。

乾隆皇帝主政期间，帝国还少有拥兵自重的记录。但乾隆皇帝却亲眼目睹了八旗军团的衰败。走遍帝国大江南北的乾隆，是否思考过这二者的联系？回望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正是八旗的衰败，为日后的群雄并起埋下了伏笔。到了下个世纪中叶，内忧和外患一起向大清帝国袭来的时候，八旗子弟已难堪重用，湘、淮等地遂有汉人军事力量相继崛起。利用这些汉人兵团来排忧解难，是帝国统治者唯一的选择。同时，唯恐自家的江山社稷受到威胁，满族统治者们又对这些外族军事力量保持高度的警惕，猜忌、排斥、制约无时不有。这种奇特的政治情势，让那些汉人兵团的统帅们不敢掉以轻心，手中的兵权也就越握越紧。军队领袖们深知，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可以自保，就有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于是，大大小小的军阀纷纷拥兵自重。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即便清帝国灭亡之后，数十年间，也不曾间断，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难以解开的死结。

八旗军的日渐衰落，以至于最终腐朽衰弱而不堪一击，从中不难看出大清帝国已是每况愈下。几十年后，入关近200年的大清帝国在列强面前比绵羊还要软弱，谁又能否认，这不是盛极而衰的历史必然？。

乾隆在位期间的十八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风云激荡。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们正在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建设，国家和军队的关系是其中的重要思考之一。这一时期在西方诸国发生的若干事实表明，军队一旦沦为私家武装，国家便无宁日。个人、家族、团体拥有军队之日，便是野心膨胀之时。因此，他们认为，在新的政治制度当中，军队作为国家防卫的武装，不能成为任何个人和团体借以自保的力量，军队必须置于国家之下而独立于政治之外。

充满理性而又不乏激情的北美人，在新大陆上建立了这样的新制度。

1776年，就在乾隆皇帝正忙于调动他的皇家军队，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时候，7月4日，北美十三洲联席的大陆会议发布了《独立宣言》，宣告脱离殖民统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此前一年被大陆会议委任为大陆军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这时正在波士顿一带整编当地的民兵。因为直到此时，这个仅仅在概念上存在的国家还没有军队，华盛顿受命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一支为国家独立而战的军队。华盛顿率领这支新组建的军队，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殖民者赶下了大海。战争结束以后，华盛顿对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们说，国家希望他们能回家，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国家过去需要他们成为英勇的战士，而现在需要他们学做一名好公民。华盛顿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之后，也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他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然后，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蒙梵侬农庄。浴血多年的美国大兵们，望着将军在朝阳中离去的背影，也一言不发地各自离去。

“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思想之一。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如同在新生美国的政治肌体上种下了疫苗一般，有效地避免了由军事力量带来的各种政治凶险。

美国先贤们所做的这一切，在“朕即国家”的皇权体制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朕”的位置需要皇家军队的强力保护。既然如此，把美国人处理国家与军队的做法与大清帝国相比较，就无太大的意义。但是，十八世纪下半叶，是整个世界的大变革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八旗的衰败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变革契机，而乾隆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却在良机面前碌碌无为。其中的原因，似乎可以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中反向地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