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户部给皇帝的年报显示，当年户部存银达到7894万两。按照清朝的财政体制，每年财政有结余时，即转变为户部存银。这就是乾隆三十六年大清帝国中央政府的全部财政储备，也就是大清的“家底”。从可以找到的数据来看，这样的库存为清帝国近三百年历史之最。（注：嘉庆以后相关的数据缺乏，但以当时的社会情势，应低于乾隆时期）库存量如此之巨，真可谓“家底”殷实。

整个十八世纪的一百年里，清帝国本土出产的白银充其量不过5000万两，大量的是从海外流入，到乾隆中后期，流入量更是激增——1760年代的十年间，流入量超过三百万两；1770年代达七百五十万两；1780年代则达一千六百万两。“白银激增，从而成为持久的、强大的通货膨胀的动力。”（注：法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46页）今天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最明确的反映就是物价持续上涨，最为突出的就是米价上涨。当初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此后却不了了之。本世纪初，一两银能买米200斤，到了世纪末，还买不到70斤。地价也在不断地上扬，江南各地良田的价格，在康熙年间每亩仅为4至5两，到乾隆后期则上涨到30两以上。河工海塘，工期较长，工料物价今昔不同，预算与结算差价悬殊。浙江海宁改筑鱼鳞大石塘，结算时与预计工程造价竟相差200多万两。随着物价的上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全面发生。帝国政府向来重视国防军事的投入，因为事关皇权稳固。物价的上涨使中央和地方的军事费用越来越大，七十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军饷达75%以上，地方政府也接近60%，相应地，其他方面的投入也就越来越少。支出结构严重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扭曲的状态。

大清帝国的财政体制亟待变革，刻不容缓！

然而，帝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变革。

康熙、雍正以来的财税治理，坚持“藏富于民”的精神，以“不加赋”为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摊丁入地”、

（注：将丁银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的税收制度）“耗羡归公”（注：“耗羡”，即熔炼碎银时的损耗和运输费用，为纳税人缴纳正税之外的一种附加税，数额无定例可循，由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雍正二年，降旨实行耗羡归公，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酌给各省文职官员养廉。）的实施，也确实带来了稳定繁荣、吏治廉明的景象。这让乾隆皇帝对祖、父创建的财政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但帝国的物价却没有乾隆皇帝那样的客气，而是毫不留情地给这种僵硬刻板的财政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七、八十年代，国家财力日渐削弱，民生吏治危机重重。但皇帝和他的政府仍然没有想到对传统的财税制度作彻底改变，而只有一些难以改变严峻现实的权宜之策。

既然少有财力给官员们增俸加禄，可怜的津贴事实上又难解官员们公私日用之需，皇帝只有用暧昧的态度，容忍他的政府官员们或多或少的接受贿赂甚至贪污。“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于是，皇帝对臣子、中央对地方、上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充耳不闻，若无其事。历朝历代的若干史例表明，官场腐败乃国家祸乱之源。如今，帝国的大小官员们正在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皇帝也以身作责，急切地加入到受贿的行列中来。人们不禁纳闷：贵为一国之君，为何也贪财好货？让人不免想起法兰西“名君”路易十四。皇帝受贿，当然不能受出无名。乾隆的小聪明及时发挥作用，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叫做“议罪银”的罚款制度，处罚对象均为各省总督、巡抚等大鳄，处罚名目则多为延误、渎职等鸡毛蒜皮，处罚数额少则二、三万两，多则数十万两，所罚银两一律由被罚人直接交到内务府皇帝的私家金库。为博取龙颜欢愉，总督巡抚们哪里能让皇帝“金口玉牙”议罪，纷纷自请处罚：

——河南巡抚毕沅因延误查缉要犯，自请罚银三万；

——陕甘总督勒尔锦因误信走私客商，自请罚银四万；

——浙江巡抚福崧自供多项罪名，请罚白银二十八万；

——河南巡抚何裕城因弄脏圣上的朱批奏折，自请罚银三万，皇帝觉得有些难为情，忸忸捏捏地只收了一万。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巡抚和布政使的年薪为白银130两，总督的年薪也不过区区155两，加上全年“养廉银”（注：各地督抚“养廉银”多少不等，两江总督全年为白银三万两，已属最高；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为二万两，居其次），满打满算也只有二万两上下，如何交得了“议罪银”？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犯罪，以更大更凶险的犯罪来“议”皇帝所指控的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