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以后，皇上忽然对貌似潘安、颜比宋玉的和　青睐有加，这位八旗子弟开始把持朝政。和　的贪欲，即使翻遍世界历史，也难以找到其他的人与之相匹配。帝国的大小官员纷纷发现，如果不向上级官员进行贿赂，就极有可能被挤出官场，甚至还有牢狱之灾。行贿必须受贿，或者贪污。为了使贪污贿赂不至被追查，又必须通过更多的贿赂，去寻找靠山。如此环环相因，贪污和贿赂遂如炽热的烈火，遍燃帝国大地。

令人震惊的贪贿大案接连发生。

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到任不久，甘肃恢复“捐监”（ 注：为解决粮食欠收问题，清朝允许一些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的奏请获得皇帝批准。这位王亶望大人，着实“亶”大“望”为！他把粮食折成银两，进行“监生”资格拍卖，每捐银55两即获“监生”资格一名。然后，他向朝廷谎报旱情，编造说“监粮”皆用于赈灾，实际上却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人人有份。下面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拼命给王亶望行贿。甘肃省有一多半大小官员，参与了“捐监冒赈”的贪污侵吞活动，时间持续六、七年之久，贪污赈灾白银达七、八百万两。1781年，王亶望在升任浙江巡抚以后，才被检举案发。乾隆皇帝震怒之下，王亶望及同案50余人被处斩，另有50余人被发配。王亶望长子王裘被革去官职，发配伊犁。其他尚且年幼的儿子悉数被捕关押，到12岁时，依次发配。

此案尘埃未落，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大案又发……

而更大的贪污犯此时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

王亶望任职的甘肃省，是大清帝国经济颇为落后的几个省份之一，至乾隆中后期，每年所征地丁银不足30万两。该省又为帝国的地理中心，北控大漠，西制高原，战略位置尤为突出，素为帝国屯兵重所，每年所需兵饷接近300万两，几达全省地丁收入的10倍。因此，甘肃历来是“协饷”（注：清朝省际经费调拨制度，即由相邻省份协济经费，以弥补本省军饷需求之不足）的重点受协对象。为甘肃“协饷”的是相对较为富裕的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与甘肃情况相似、同样接受外省“协饷”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份。

这种与今人所用的“财政转移支付”颇为相似的财政制度，在二百多年以前显然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来支持。仅饷银的运输，即令政府官员们头疼不已。在缺乏快捷便利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甘肃的大兵要想花上山东人的银子、西南云贵川地区的大兵要想花上东部江西人的银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合理有效的稽核手段亦未形成，中央政府因此而无法准确掌握各地的财政收支状况。富余的地方不乐意多交，贫穷的省份则希望多要。于是，瞒报、虚报就成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必修课。到了后来，户部只好武断而强行规定，地方政府的每一笔开销都必须上报中央经查证以后方可开支。这好像加强了监管却又导致了公文往来繁复，案牍成灾，事倍功半，细小的事务有时一拖数年，一些要务得不到及时的批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上报公文，更是令户部的官员们哭笑不得——派若干丁勇守卫大桥用银48两；支付水手工酬105两；寡妇津贴12两……

如此纷繁琐碎甚至有些无聊的公文，自然不能烦扰圣心，即便有一两件送到皇帝那里，皇帝陛下也不屑一顾。六、七十年代以后，乾隆皇帝已经不再像初继大统时那样恪尽职守，批阅奏折的时间越来越少，官员们偶尔看到的朱批也常常是马马虎虎的“已阅”、“知”、“转呈相关部署”等等极为简单的字样。像康、雍那样富于个性的批语，更是稀见。简简单单的朱批中，大臣们既看不到皇帝的热情和亲密，也看不到皇帝的抱怨和愤怒。

皇帝麻木了！至少，对于帝国的诸多问题已经没有了敏锐的触觉。皇帝陛下受到了太多的赞誉，就是日常琐碎之事也能得到莫大的歌颂和褒扬，官员们则极力迎合，阿谀奉承。以这样的情势，当帝国的财政制度潜伏着重重危机的时候，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就只能是无动于衷。

初登大祚的那一年，负责劝谏皇帝的“言官”孙嘉淦在给乾隆的奏章中说，“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曰喜小人而厌君子也”。 世间万事在盛极的时候一定也是危机的时候，但往往不被人察觉，而一旦发现，就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孙嘉淦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几十年后，皇帝陛下遂认真地逐一兑现了孙嘉淦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