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一艘在香港注册、悬挂英国国旗而实际为中国人所有的船只——“亚罗号”行驶至珠江口时，被帝国的水面巡逻部队截获。对国际海事法律一无所知的帝国士兵对中国人的船只居然悬挂外国的旗帜大为愤怒，遂登船扯下英国国旗抛掷海面，并扣押了部分船员。无独有偶，就在这一年，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被当地政府官员以盗匪之名处以死刑。

正为重新修约上下奔波而苦于无计可施的英、法两国，终于找到了挑起战端的借口。因英国人受困于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士兵叛乱，而使战争时日稍稍拖延。1857年底，英法联军仅用几天时间就攻下了广州。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南国重镇在遭受侵略时的抵抗场景：     25日，星期六，一大群“乡勇”对广州城内一条被英军占领的老街发起进攻。这些人是乡村民团的成员，称为“乡勇”，他们定期聚会进行军事操练，大清国人认为这些人最勇敢、最有战斗力。他们沿两条窄巷从两个相对而言的方向同时逼近老街，在老街的末端会合。他们一边走一边挥舞着长枪、长矛，还翻着筋斗，并不惧怕英国人的出现。

明年春夏，英法联军重演1840年的那一幕，再一次挥师北上。美、俄两国舰队也尾随而至，坐“海”观虎斗。5月，大沽炮台陷落。军机大臣桂良慌忙来到天津，与各国签订了所谓《天津条约》。新条约“约定”：各国派遣使节驻住北京；各国传教活动受帝国保护；在长江中游以及其他省份增开多个通商口岸；各国商船可以在帝国内河自由航行；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关税降为2.5%；帝国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在中英条约中，英国人还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作为英国舰队撤出天津的条件。双方还约定，条约经各国政府批准以后，明年在北京换约。

如此苛刻的条约，令年轻的皇帝暴跳如雷，而其中驻节北京一款最不能容忍。1859年，英法舰队护送两国公使到达天津海面，准备如期到北京换约。但这次他们在大沽口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蒙古将领僧格林沁在重修的大沽炮台上，指挥帝国的炮兵，击沉英舰四艘，重伤六艘。美国舰队不顾本国政府的中立立场而施以援手，才使死伤累累的英国人得以逃脱。

帝国政府对美国人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的恶劣行径，不但没有任何谴责，反而允许美国人由陆路进入北京交换条约。虽然美国公使华若翰在北京同样被向皇帝下跪之类的礼仪问题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条约终于得以顺利交换。桂良的解释是，英国人显然存在着敌对情绪，竟然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前来换约，相对而言，美国人则仅仅乘坐一艘船前来，这表明美国人的确是为着和平的目的。与此同时，俄国公使也从陆路到达北京，交换了条约文本。

英国人吸取教训，决定仿照美、俄的做法，试图派遣一支和平使团到北京交换条约，但巴夏礼率领的英国使团却遭到逮捕而被下至北京的监狱之中。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集结。二万五千名英法士兵由陆路侧背夺取大沽要塞后占领天津，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胜保的抵抗，于10月上旬进入北京。咸丰皇帝带着沮丧和羞愧、还有他的后宫佳丽，于此前逃往热河。10月18日，在疯狂的抢掠之后，英国特派全权公使额尔金下令，纵火焚烧皇帝的夏季离宫——圆明园。十月的北京，正是秋高气爽、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的季节，然而，北京近郊的滚滚浓烟让这一切荡然无存，全世界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于大火中痛苦的呻吟。

火烧圆明园的联军之所以没有洗劫北京全城，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可怜的皇帝陛下逼出政治舞台，因为如果皇帝垮了就没人与他们签订油水丰厚的条约，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履行。大火焚烧圆明园的当天，帝国的议和代表、皇帝年轻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就向英法各国承诺了《天津条约》的有效性，并在随后补订的《北京条约》中，增开天津为商埠，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白银，割九龙半岛与英国，并就伤害英国女王陛下代表的行为郑重道歉。

英国人和法国人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大清帝国至此才算真正地打开它那封闭已久的大门，被迫与西方列国对接，然而，过于沉重的身躯，还是让它从对接的链条上一节节地脱落下来。

大清帝国的敌手英国，1840年的原煤产量36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82%，生铁产量占全世界的63.8%，工业产量占45%，工业总产值超过30%。这个“日不落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殖民武装，仅海军战舰即达150余艘，海军士兵9万余人，水手22000人。大清的邻国印度作为英国长期的殖民地，在1840年代对大清帝国的战争中成为英国最具实力的军事基地。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虽然始自道光皇帝，但责任却不全在道光一人，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不能为本队的失球负全部责任一样。平心静气地看，道光可算是历史上难得的君王之一，“至敬、存诚、勤学、改过”， 生活俭朴，以身作则。但是，敌人如此强大，国力日趋式微，一己之力岂能改变帝国的历史命运？

强弱之势，未战已定；时局变化，不在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