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二十年间，大清帝国对外部世界的强势进入，若无其事般地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1840年夏天发生的那场由英国人挑起、规模并不算太大的战争，之所以让人铭心刻骨，是以历史延伸的大视觉观察所至——后世众多的历史家把那场由鸦片贸易引起的战争看作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看作是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史的发端。可在当时，自皇帝以下，统治集团的大小官员们一致认为，这只不过是大清帝国一次偶然的军事失败而已。他们对“天朝上国”的实力从来就没有丧失信心，对西洋各国的鄙视依然如故，于是，一切的一切都未有丝毫的变动，更不用说触及灵魂。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在挨了重重的一记棍子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惊觉，而只是稍稍翻动身躯，然后照样呼呼大睡。

尤其是此后不久，如火如荼的民变在大江南北接连不断地发生，帝国的目光更是专注于“乱民”而不敢有丝毫的游移，洋夷们的烦扰被抛置脑后。也许在皇帝看来，夷人只是要钱要物，至多要些薄地做做生意，而“乱民”们要的可是身家性命，是皇家的江山社稷。孰轻孰重？岂不是一目了然！于是，变革的时间一拖又是二十年，直到性急的洋人不耐烦了为止。

中国文明历史的悠久，足以让世界上其他民族眼红。由于早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故而，服务于农业文明的政治社会制度也早早地建立起来，与此相适应的农业意识形态也早早地形成。农业文明中最普遍存在的组织动员方式就是“家长型”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又极易发展成为“家天下”的集权制度。历代统治者为了使“家天下”能千秋万代得以存续，因而会利用各种形式来宣传拒绝变革的思想，“愚民”统治即由此而来。中国文明长期徘徊于农业系统之中，遂使“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农业意识形态得以固化。即使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和批判，更遑论普罗大众，为每一个中国人从出生到死去，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这一套。稍有思想的人必定受到压制和打击，任何思想的创新都可能认定为邪说。从“子产不毁乡校”的讨论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到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对社会形成的桎梏，再到清代中期的“文字狱”，无一不是对人性的压制、对民主的反动、对创新的否定。思想的遏制带来的必然是政治制度的僵化，以及因长期制度僵化孕育而成的保守、腐朽的统治阶层。当这些顽固的文明传统受到外来挑战时，则有无数的死硬分子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越洋而来的外国人实在不能责怪大清帝国的漫不经心和反应迟钝，古老的帝国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对任何变化都视而不见因而也若无其事的文化。

举国皆梦，醒者几何？那位与英国人大战了三个回合的林则徐算是较早的清醒者。林则徐这样相对清醒的高级干部，从头至尾对洋人也持鄙视态度，只是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出发，林钦差在广州禁烟期间，还算重视“洞悉夷情”，但他的“洞悉”手段仅限于刺探在粤经商夷人的生活情状、翻译外国人的新闻纸等极为简单的几种，甚至审讯英军俘虏取得供词也是他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方法。他把所了解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信息编成一部名叫《四洲志》的小册子，供人浏览。被解除职务以后，他于远赴伊犁途中，将这本凝聚若干心血的小册子赠给了他的同道魏源，希望这位低级官僚出身的学者能对西方世界有更为详尽的研究。魏源不负所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即编写出50卷本的《海国图志》，经过十余年不断的修订，到1852年，已扩至100卷，80多万字，内含西洋各国地图75幅，船炮火器工艺图样57页。以今人看来，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图书错讹之处俯拾即是，但它“以西洋人谈西洋”、“以夷人谈夷地”的叙述方法还是令人耳目一新，对闭目塞听的东方世界而言，不啻一部了解西方世界的百科全书。

与林则徐、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可算作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异类”。这位现实主义的诗人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中对专制集权的积弊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苦于志不得伸，中年以后转而学佛，但是报国之志并未消沉。晚年他积极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人的准备。但在那样的时代里，这位短命的诗人无法施展平生之志，只能留下“一事平生无　　，但开风气不为师。”（注：龚自珍《己亥杂诗》）之清名，供后人凭吊。

“异类”中另一分子当为出身官宦家庭的山西人徐继畲。这位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的儒士是帝国高级官员中为数极少的开明者。他在《禁鸦片论》一文中指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那些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严禁鸦片应当“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在“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瀛环志略》一书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徐继畲应该是最早对华盛顿那种没有国王的治国方式给予关注的中国人，遗憾的是徐继畲的认识难以在中国推而广之，于是，中国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只有隔洋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