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甲午之败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读书人，就一直为变革维新鼓与呼，但产生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极为有限。官僚圈子内，真正认同维新运动的官员并不多，普通民众更是知之甚少。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没有最广泛的社会认同，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也是一场操作过于简单、粗糙而又急于求成的维新运动。103天之内，急风暴雨式的奏议、上谕、诏令、指示无数，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而且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似乎只要诏书发出，维新运动即可完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能立即产生。政府几乎所有官员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纯粹书生气十足的的文件面前无所适从，准确的执行当然成了奢望。

这又是一场由书生主导并参与的维新运动。这批书生虽然不乏激情，富于献身精神，但他们既非长于韬略的政治家，也非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未曾设想，甚至连政治斗争中起码的权术都不具备，当残酷无情的政治打击来临的时候，这批豪情满怀的书生居然一筹莫展，唯有“痛哭不成声”。

维新领袖康有为的狂妄早就名满天下。几年前，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孙文求见，康有为即以拜师为俯见的先决条件，狂傲不逊他人的孙文当即拂袖而去。因首倡变法，声势夺人，又得到皇帝支持，康有为更是傲气四迸。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元加入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不但被拒绝，而且还遭讥讽。至此，南海先生的狂妄演变成政治上的幼稚。维新运动之前，他在与朝廷重臣荣禄的对话中，居然狂言，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可以变法。当太多的维新项目需要经费支持时，他又认为，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就行。

当维新运动还在热火朝天之时，英国公使就指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但没有丝毫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他所主导的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似乎都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9月中旬，光绪皇帝召见了从天津小站新兵营前来北京述职的袁世凯，君臣之间简单地交谈之后，皇帝陛下破格赏给了这位手握兵权的臣子一个侍郎的头衔。此外，光绪皇帝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事安排，几天之后将会见前来中国作私人访问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

这两件极为平常的政务活动，引起了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西太后的严重关注。团结在老太婆周围的保守派官僚想当然地认为，光绪皇帝之举动，在于把持武装力量，并欲与外国人结成联盟，其目的不言而喻。西太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她异常冷淡地接待了前来颐和园请安的光绪皇帝。她果断地作出决策，在皇帝会见日本人以前，临朝“训政”。

敏感的皇帝陛下预感大势不妙，随即密诏康有为等速觅良策。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之一、湖南青年谭嗣同深夜造访尚在京城的袁世凯，请求兵援。在残酷无情、危机四伏的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袁世凯当场支吾其词，不置可否。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天津以观其变。

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到北京，迅速接管了政府全部权力。维新运动仅历百余日即戛然而止。可怜的皇帝陛下，在被监督之下，会见了伊藤博文，然后即遭软禁，并且终身未获自由。康有为于此前只身逃离北京，他的学生、维新运动的鼓动宣传家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于该日醒来之时，发现其兄不辞而别，忍不住大骂其兄不仁不义，但于事无补，他和另外5位著名的维新人士，已经无法逃脱西太后布下的罗网，被斩于菜市口刑场。

“六君子”中，谭嗣同最后被捕。回到天津的袁世凯，于西太后“训政”之后，向直隶总督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访请兵一事，谭嗣同遂被列入追捕名单当中。侠义豪爽的谭嗣同本来就不打算逃避，他看到了在中国变革的困难性和长期性，甘以颈上头颅，换取国民觉醒：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即有所成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但这些变革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却极其丰富。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看似以毫无结果的失败而告终，但它的意义——正面的和负面的——仍然不容低估。因维新运动的失败，政府中较为开明有为的官员大多被流被贬，未被流贬的也受到压制而丧失了话语权，由此间接导致帝国政府于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判断错误。又因维新之败，主张推翻帝国政府的革命代之而起，并发展迅速。于此无奈情势之下，几年之后大清政府的立宪、修律活动，只好重拾百日维新之章程。而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维新运动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中国思想史图谱自此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