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师夷”的一部分，大清政府就有向海外大量派送留学生的安排。虽然最早的一百余名留美幼童在学业尚未完成时，即因保守势力的干扰而被召回，但此后仍然有许多年轻学子被派往海外，1887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35位青年军官，赴欧洲学习军事，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例，那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西方思想名著的严复以及北洋水师中多名英勇不屈的海军将领，均出自这支留洋队伍。

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里，留洋日本成了新的热点。甲午一战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大清帝国上下受到了极大刺激，对蕞尔小国日本自然是刮目相看，忧国忧民者急欲至日本探个究竟，于是，新的留学浪潮出现，成批的青年学子东渡日本。戊戌维新之后，东渡日本者迅速增加，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更是猛增。据估计，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到这一刻为止，中国人的赴日留学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

与今日大多留学生试图移民海外不同，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们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梦想而远渡重洋。中日两国同处亚洲，紧密相邻。日本人原来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时候，其境遇不比中国人强到哪里去。但是，日本的社会改造如此彻底，跨入现代化如此迅速，就不能不让中国的智识之士们有所思考，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典范。富有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留学生们，试图从日本为积贫积弱的祖国找到灵丹妙药。“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注：周作人语）

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绝大多数选择了军事、法律、政治、师范等学习方向。同样因为这样的缘故，日后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如立宪、革命等均于此群体中萌芽。力主保皇的康有为、宣传立宪的梁启超、致力革命的孙中山，都把日本当作大本营，其资借的人力资源，即为留日学生。

留学生们的学习和思考，为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如同一只“鸟笼”，因为受困于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各项改造只能产生一种类似于盘旋的变化，而不可能挣脱“鸟笼”飞出一个新的天地。如今，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方知识资源通过日本人的吸纳，再由中国留学生们传播到了中国，让中国人获得了新的思维工具。利用这样的工具，人们开始整理和诠释历史，构思新的社会改造运动，设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是几百年前佛教文化进入中国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进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震撼不言而喻。

留日学生在世纪之交这场大规模的引介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大量西方的书籍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由留学生们转译为中文，流传国内。日本只要一出新书，中国译者则闻风而动。1896-1911年间为译书的高峰期，有近千种图书被译成中文。其中，大宗的翻译品为各类学校的教材，中国每一个角落的读书人都能读到来自东洋日本的教本。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日本明治时期涌现的各种政治思想诸如自由民权、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已经在日本生根的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法治史。甚至于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如小说、诗歌中都有日本因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日本词汇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其规模之大、涵盖之广，大大地超过了今日网络语言的使用。这些词汇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中文的文法以及中国人的语文表达方式，以至于今人要想抛开从日本引进的文字，就不能写出一篇让人读懂的文章，甚至难以开口说话。清末名臣张之洞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语：不要使用新名词。左右告诉他， “名词”二字就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辜鸿铭，英语学得很好，但对从日本传来的新词汇却不以为然。他在一次演讲中大发议论：从日本来的“改良”一词，就大大的不通，中国自古只有从良一说，已经为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良为娼？因此必须予以纠正！事后，别人告诉他，“纠正”也为日本词汇。

留学生们还热衷于创办报刊，他们极为看重报刊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后来成为政治领袖的陈独秀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虽然中国最早的报纸——上海的《申报》——于1860年代即已创刊，但报纸杂志成为中国的一种普通物事，应该得益于这一时期留学生们的推动。他们在日本和中国创办的百十种报刊，成为各项社会运动的主要阵地。

从1898年开始，已经有少量的官费女学生放洋，而民间自费留学的女生已经很多。这些女留学生，主要来自江浙。初时，富裕家庭的女子大多随父兄或丈夫伴读，后来，则有很多单身赴洋的女子。到清末，仅留日的女学生就多达几百人。日本多个女学皆设立了中国女子留学速成科，以满足这些渴望快速成才的中国女子的需要。这些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女子们，以学习医学和师范教育为主。她们的勇气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的确让人惊叹！经过现代文明的熏陶，这批早期留洋的女子，在中国的女权运动中，一马当先。自此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再也不甘他人之后。日本实践女学中国留学生分校的教师坂寄美都子感叹：

首先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二十名新留学生的年龄差距。最年少的仅十四岁，而最年长的是五十三岁的母亲。五十三岁，已经到了把家庭主妇的位置让给儿媳、自己去过隐居生活的年龄。她和与自己孙女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来到国外，开创新风。中国妇人的活动能力之强，使我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注：《日本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

1907年，美国历史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西奥多?罗斯福提议，将美国从《辛丑条约》中分到的赔款——因赔款事由发生于庚子年，一般称“庚子赔款”——扣除实际消耗，其余部分全部减退，用于中国创办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即由此项赔款创立）和招收中国留美学生。次年，美国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但规定这笔1000多万元的款项由美国人控制。英、日、法等国纷纷效法美国，退回部分赔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这以后，留学英美的学生增多，并逐渐取得了思想文化上的优势，继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舞台上大放异彩。

受益于庚款而留学美国的胡适，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留学是一种国耻。此说虽然听起来颇为偏激，但细细探究，却不无道理。部分国内精英因留学而外流，忠诚于祖国的“海龟”和本土出产的“土鳖”又难以融洽，彼此之间甚至激烈争斗。一浪高过一浪的留学大潮，为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毫无疑问，中国的进步于其中受益无穷；但有了精英外流的不能融洽的原因，留学的负面效果亦在所难免。

胡博士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