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和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几位头脑清醒的官员，预感到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将又一次大难临头，悲痛于无力改变，遂于龙床之前抱头痛哭。哗哗的泪水，流过百余年时空，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辛酸与苦涩。     狂热的大清帝国政府和义和团急切想击败的“远人”和“彼等”，实际上皆为新旧世纪之交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强国。

传统强国大英帝国在1900年间的强大令人咋舌。它大约占有12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全球1/4的人口；皇家海军的船舰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两支最大舰队的总和，并且拥有最为发达的全球海军基地网络和通讯联络站；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设在伦敦内城的各个银行金融机构，使大英帝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和商人。如果说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国家称霸世界，那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如果说新旧世纪之交有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那这个国家也是英国。189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60寿辰——她与慈禧太后年龄相当，慈禧太后于两年前在北京也有过隆重的寿庆——伦敦城内万众欢呼的场面，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有震耳欲聋的感觉。

但是，即使在欧洲，英国也已经不是一枝独秀，除老对手法国依然强大之外，多个后进国家对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形成了威胁。欧洲大陆上的德意志民族在经过了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以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高屋建瓴，“威廉时代”实施的“世界政策”，全球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急流勇进，让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到新旧世纪相交的时候，英国人吃惊地发现，德国的化学工业、电缆制造业甚至重工业都已经走到了英国的前头。德国人牛气冲天地说，德国的工业化和在海外征服其他国家，“就象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

新大陆上的美国，内战结束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令人瞠目，而且，它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对全球力量的对比将产生决定性的意义。北美洲肥沃的农田、丰富的资源以及便于发展的铁路、采矿等现代技术，加上没有社会和地理上的约束，没有外来的威胁等等，让美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从内战结束到世纪末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高到用百分比表达已经毫无意义。原油产量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和铸件从不到2万长吨猛增到900万长吨；小麦生产增长了256%，玉米222%，炼糖460%，煤炭800%，钢轨523%，铁路运行英里数567%。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牛肉及其他家产品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杜邦、贝尔、美孚等新兴的经济实体，完全比得上甚至可以超过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虽然此时的美国还不是大国体系中的一员，但全球第一的经济总量，全世界除了大清帝国之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不肯承认美国已经是大国了。

与英、德、美相比，大清帝国的近邻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显然属于轻量级。但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在地理和资源上的劣势得到改变，巨额的战争赔款也让它们有足够的钱向工业、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投资，加上士气和纪律这些丰富的精神资源，日本人很快在经济上创造了奇迹。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称日本为地区性的大国，应该不是什么夸饰之词，至少，欧美列强要在亚洲有什么重大行动，还不得不考虑日本人的反应。

但大清帝国显然没有考虑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反应。

不自量力地横挑强敌的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

由11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于大清帝国下达宣战诏书后的一个多月，武装进入北京。帝国正规军和曾经无所不能的义和团一哄而散，西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于联军攻入北京的次日凌晨西向亡命，紫禁城成了八国联军的司令部。除日、美两国外，其他6国的几万军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北京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奸淫掳掠、滥杀无辜之事，不忍记述。北京城在遭受了第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再一次跌入恐怖主义的深渊。

年迈的李鸿章再一次担起卖国贼之恶名，在次年9月正式订立的《辛丑条约》上签字。11名纵容义和团的帝国高级官员被指名处死，西太后本来也在名单中，后经艰苦谈判才从名单中排除；大清帝国政府将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了两百多名外国士兵树立纪念碑；45个曾是义和团活动猖獗的城市被停止科举考试5年；拆毁大沽炮台，所有海岸至北京的通道一律不设防；各国于使馆驻兵；大清政府在两年之内禁止进口各种武器；中国人每人出银一两，共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是大清政府6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1940年11月31日偿清所有赔款之前，将支付4%的利息，计算下来，总共赔款将达十亿两。

政府在对外强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依赖无组织、无秩序的乌合之众，试图达到驱逐豪强的目的，岂不荒唐！义和团的行止如同一群莽汉，仗着自己祖上有显赫的武功，幻想自己所向无敌，在醉酒之后胆气倍增，结果自取其辱。遗憾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因为此次失败，而在“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和“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之间作出明智而正确的选择。（注：参看陈独秀《克林德碑》）鲁迅曾痛心地评价：“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注：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