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文中的“国家”相当于“国”和“家庭”一起构成的复合词，“国”有大家庭的含义。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地方官员被称为“父母官”，官员则说自己“爱民如子”，而实际上政府和人民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今天执政党和政府要求自己：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人民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并将之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这样，今天的中国翻转了封建社会中那种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但是官民关系也出现了令人民严重不满的问题，如官僚主义问题、贪腐问题。问题已经发现，但是还缺少如何使法制更完善、监督更严密的办法。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中国人口很多，民族很多，地方差异很大，因此，中国的做法必然是一个特殊的做法。在1949年以前，中国学习过西方的做法，没有成功；在1949年至1959年的时候，我们大体上学习过苏联的做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很慢；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成功了。
　　
　　多：是那些模式本身失败了，还是你们在实施过程当中失败了？
　　
　　赵：是外来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在中国生长。
　　
　　奈：我对您刚才提到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您坚持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你们治国理政的方式，你们行事的方式，都是全新的，所以您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如何来称呼中国现在这种新的模式，我还没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
　　
　　赵：邓小平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加了个定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不一样，和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一样，是邓小平理论规定下的社会主义。如果您一定要换一个词呢，我个人认为，您理解为“邓小平主义”也是可以的。
　　
　　奈：在我看来，如果你们想要让世界了解一个全新的中国，就不能再用陈旧的词汇。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你们成为一个新典范后——事实上你们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典范——你们不能再抱着旧词汇不放。你们怎么能用旧的词汇描述新的典范呢？您刚才提到用“中国特色”来修饰“社会主义”，但是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而这种联想往往是负面的，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你已经化蝶了，你就应该展翅高飞。你应该对外界说，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别的国家就应该来效仿。比如说，欧洲因为有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有了启蒙运动，就炫耀着，打着人权的旗号，号召其他国家向它学习，但所谓的“欧洲模式”又给非洲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呢？实际上在那些国家的实验并不是很成功。而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者，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解放自己。如果你自己不能充分地肯定自己，你又怎能让别人来肯定你呢？所以，应该为自己的成功模式感到高兴，要庆祝你自己很成功的模式，而不是躲在过去的旧的观念当中。
　　
　　赵：中国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融合，又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融合；它和以前的俄国以及东欧的共产主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负面词汇。如果中国把这两个词放弃了，很多中国人会感到困惑，会坚决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外国人理解起来有困难，但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仅理解，而且拥护。我们一定要首先考虑中国人的选择，然后考虑外国人的理解。
　　
　　欧洲人和美国人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会想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甚至会想到“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一词源自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描写前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同名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建有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作者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为前苏联著名诗人和小说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故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一生，借此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所表现出的迷茫，并以现实主义手法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某些残酷的社会现实。作者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中国说社会主义的时候，不会想到它们，因为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故事。